往事辗转，一年又一年，伟民经常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之前的事。
伟民与我父亲同时代，他们一个生活在农村，一个生活在城市。他们都经历了低指标，还有文革时期的动荡，都饱受过生活的煎熬。
父亲1943年出生，我的爷爷是个皮毛匠，常年在外地做生意，父亲与生病的母亲长期相依为命，父亲的爷爷、奶奶早亡，父亲也没有讲太多，只知道太爷爷是个医生，在另外的地方开诊所，因为时代交通不便，只听说太爷爷不知道为什么死在了外地，太奶奶也没有能力去收拾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太爷爷什么时候不在的，家里没人，一切的无奈，不了了之。爷爷有一个弟弟，因为一次吵架，弟弟出走，后来也一直未归，不知道生死，爷爷非常后悔，那个时候动荡，也无从打听探知。与爷爷辈有一个二奶奶，我小时候记忆清晰，常常去二奶奶家玩耍，奶奶逝去以后，二奶奶经常照顾父亲与叔叔，做衣服做鞋，父亲一直很感激，家里有过生日的或者吃什么好东西，父亲都会叫来二奶奶一起分享。二奶奶有一个抱来的儿子，生养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听说二奶奶怀孕好多次，老是滑胎或者死胎，那个时代没有医药，二奶奶抱来了一个儿子存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后来带着二奶奶离开了村庄，去了媳妇娘家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二奶奶女儿女婿家的地方。二奶奶走的时候已经老了，后来我也没有见到过，再后来传来的是二奶奶已经不在了，父亲知道二奶奶不在的消息也很悲伤。二奶奶的女儿是父亲小时候的伙伴，她一直在一个镇上工作，找的对象成了镇上的武装部长。二奶奶这个女儿聪明能干，但因为来往少，大家慢慢也疏远了。
父亲在村庄一直生活，奶奶病了一次又一次，冬天总是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感冒咳嗽，哮喘发作，爷爷家里很穷，冬天很冷，没有煤火，屋子里只有一盆炭。奶奶对父亲说：“世上之艺医最高，只要有机会要学习医学！”父亲听了以后，也很感慨，知道了奶奶心愿。父亲也曾有一次学习赤脚医生机会，那时文革时期，乡里办班，一位中医老师下放到农村，正好教父亲这个班，只可惜后来这个班的人解散了，父亲也随之解散。父亲学习了医学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基础，自己经常为人针灸，父亲的针灸技术很好，从年轻到老也从未间断的为人服务，都是为人免费，父亲又影响了我，我也学习了医学。
认识伟民，也是从学习医学，从自学考试医学开始。
伟民1942年出生。他从小出生在城市，家里有药房，家境殷实，不愁吃喝，我特别疼爱，小时候的生活很惬意。只是从公私合营以后，家里有所变化。那个时候父亲布局市内中心，而且城市四周围东南西，北父亲也都买好了地皮，准备扩大生意，除药房外，还有绸庄也在计划内。但是社会主义改造，伟民父亲计划落空，顺应时代需要，药房公私合营成为医药公司。父亲工作在公司，成为医药公司私房经理。伟民爷爷36岁因为创业，英年早逝，父亲十四岁接管了了药房，成了大掌柜。伟民还有叔婶，只是他们没有下放，赶的非常巧，叔叔一家人是最后一批说是要下放到农村，东西都收拾好了，放在了院子里，结果没有人通知，大家静悄悄的，也没有通知信息，叔叔家人后来悄悄的又搬回家住了，也没有人管，一家人就没有被下放。
伟民与父亲一家人被下放到农村，到了村子里以后，什么也没有，房子都是破的，屋子里连床也没有，大家没法休息，父亲一看就知道那些人在骗人，送他们的人也走了，剩下伟民家人什么也没有，怎能不心酸？父亲兢兢业业，努力一生，感到好无助，父亲不说话，开始带着伟民一起适应村子里的生活。村子里的活计，对伟民来说没有见过，什么也不会，父亲嘱咐他听话照做，慢慢来。
伟民说他第一天去村子里生产队工作，队长让他抛堰头，问他会不会，他说不会，队长让人教他，他说会了，就抛了半天，中午时分回家吃饭了，母亲为他做了爱吃的拽面，他很高兴。可是他下午又去干活，被通知说堰头没有抛对，弄反了，白费劲，队长也没有怎么说他，让他下午与父亲一起去地里摘棉花，不要抛堰头了。伟民到了棉花地里，看到了父亲，他想摘棉花挺简单的，肯定不费劲，便到了父亲身边，父亲正要说话，话还没有说完，伟民便“哎呀哎呀”的叫了起来，父亲说：“棉花有刺，注意，慢点！”可他已经被棉花的刺给刺破手了，回家包扎了一下，却手疼不能干活了。又到了第二天，队长看着干活的伟民，对大家喊，“伟民昨天干的活，不但没有分，还要扣分！”伟民惊呆了，在生产队干活，一天八分钱，这下麻烦了，自己明明很努力，干了一天活没有分，还要扣分。他回家问父母，“怎么干的活不算，还要扣分？还没有分怎么扣？”父亲无语，母亲说：“你个傻孩子，活没干好，还让人家返工了，更麻烦了，所以要扣你的分！”伟民才明白，村子里的活不好干，他几乎什么也干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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