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警方用了大量精力反复调查，终于找到了所谓的李维佼。原来，她是昆明当地一个站街妓女。根据她回忆，一个穿黑衣的男人找她要求嫖娼，她就跟随这个男人去了一家旅馆。旅馆要求登记，男人就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女人的身份证登了记。这和她完全没有关系，她甚至不认识李维佼名字中的佼字。她和这个男人只是性交易，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底细。
由此，李维佼这个线索中断。
调查王洪福的刑警也无功而返，据王洪福介绍，他是出差来昆明的。王洪福生性谨慎，所以未成为“黑衣人”的刀下之鬼。在他住进昆明西客运站招待所的当天，他和“黑衣人”闲聊了几句。“黑衣人”听说他是铜矿上的，便关心地问收入怎样。王洪福常年出差，有一定社会阅历和防范心理。他对“黑衣人”哭穷，说单位的效益不好，连工资都发不起，每个月只发 50 元生活费。其实，王洪福当时身上就带着 5000 多元钞票。结果，使“黑衣人”误以为他是穷光蛋而没有下手。当王洪福从李代彪副处长口中得知就在他睡的这张床上，“黑衣人”于 5 月 7 日晚上将另一名旅客杀死劫财的消息时，不禁一阵后怕。
难道黑衣人是赵武成？欧良发和张磊的视线转向新的目标。可是，据当地派出所介绍，赵武成于 1993 年 2 月 7 日到昌宁县做工，4 月 7 日回家后一直未离开过保山市辛街乡尖山村。而黑衣人在昆明西客运站持赵武成身份证作案，则是 5 月份。显然，赵武成不具备作案时间。
现在，对于欧良发和张磊来说，滇西之行，如果还有破案希望的话，那就是苴国进了。他们来到大理的巍山县水建乡永安村，很顺利地找到了此人。然而，苴国进称其身份证已于 1991 年 2 月被其侄子苴有高借走后至今未还。苴有高之所以借身份证，是因为他刚刚劳改释放后，只有释放证没有身份证。他急于外出打工，便将其叔苴国进的身份证借走。几个月前，苴有高路经保山市客运站旅馆歇脚时，同室的一老少借口苴有高偷了他们的东西，将他身上的 78 元钱及身份证强行拿走了。他当时还报了案，抓住了小偷，但没有找到身份证。
得知这一情况，欧良发和张磊立马来到保山公案局，在该局刑警的配合下，从 1991 年 2 月保山客运站旅馆的住宿登记本上，查到了与苴有高同住的两名小偷。两人原是父子，均承认苴有高所述情节属实。但父子俩均称，偷身份证实属被逼无奈-在此之前、他们只敢暗中偷不敢公开偷。他们之所以走上抢夺之路，是因为 1991 年 2 月初，他们联手在保山客运站售票处行窃时，被一名黑衣人抓住。对方威胁如不给他搞几个身份证，就要把他们扭送给公安。由于时间紧迫，只好住到旅店里去抢夺。当父子俩把抢来的身份证交给黑衣人时，对方给了他们一百元辛苦费。
不过，这个父子的父亲认为，这个黑衣人肯定是走江湖的：我把身份证交给他的时候，看他拿出好几张身份证。我也是走江湖的，这行我懂。一般身上带着这么多身份证的，不是做假证的贩子，就是在江湖流窜的重犯。
查完所有的线索，欧良发和张磊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痛苦之中。
但是，李代彪和芮卫东的易门铜矿之行，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获得到了黑衣人留在王洪福日记本上的笔迹。这是目前凶手唯一留下的线索，这给侦破工作带来了一线生机。
可是，就在云南警方还没有将乱麻似的线索理出明朗的头绪时，新的案子又发生了。8 月 29 日，来自湖南祁东县的个体商人胡华南，被害于楚雄市禄丰县广通镇客运站招待所。广通警方查明，当晚与死者同住的旅客名叫何光孝，系保山市蒲瓢乡双河村人。
广通警方立即电告保山市公安局，请协查何光孝情况。专案组此时，已经不对凶手留下的身份证抱希望。果然，根据调查，何光孝是一位在亲属严密监护下的精神病患者。像这样连自己家院子都出不去的严重精神病人，要到数百公里外的地方谋杀，显然是天方夜谭。线索再次中断。
就在四天以后，黑衣人又出现在了次理市，这次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刘家成。9 月 3 日，在大众旅社北楼 103 房间，浙江渚暨县牌头镇的王钦良死在了他的手上。
大理市公安局政委张建国率刑警在现场反复勘查，终于取到两枚指纹，这也是重大突破了。
省公安厅接到楚雄和大理公安处的报案，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刑侦高手们纷纷发表意见，认真地分析了案情。鉴于黑衣人在不到 8 个月的时间里作案 7 起，杀死 6 人，和以腾冲为起点，途经保山、大理、昆明折转楚雄。广通、下关，然后杀了个回马枪这一特点，得出了如下判断：下一步黑衣人很可能会出现在保山，也许在保山作案后，会从滇西方向潜逃出境，也许会再返回昆明，向内地逃窜。根据这一判断，省公安厅命令：由最近发案地的大理州公安机关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搜捕；二、德宏、保山两地公安边防在边境加强防范，防止黑衣人潜逃出境；三，昆明公安机关加强对旅馆车站的控制，防止黑衣人流窜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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