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说回一九六三年，那一年冬天我家新建的房子。通过家里人的努力，地板及天井都基本成型。大门也装上了两块很厚的大门板，晚上大门一关，门拴上去，那就安全了。
姐姐搬进了新房子，但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旧桌子，床上还是旧被服，在那时候家境贫寒，纵使你有钱也买不了新被服。
听说那一年每人又比去年多了一尺布票，那就是三尺六寸布票。假如要做一张新被套，足足要用五个人的布票才行。当年这些场景说起来就心酸，想起来就泪奔。
但是那个年代的生活人人是这样，普遍性的简单化，人人都是乐观派。村民之间相互尊重，民风极好。
我上四年级第一学期那一年，在建房期间有一天晚上，父亲拿出七叔从香港寄来的信，七叔言辞恳切地要求父亲和母亲。将他老婆和儿子及女儿，接回老家来居住。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那一年我十四岁了但从未见过七叔。我只记得祖父还在时，那是六一年的正月十五。那一次七叔的结拜兄弟蔡炯成来我家，他言下之意，他宝华哥叫他来看看义父，但什么手信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我还很小跟祖父睡，只知道他老人家很生气，并向蔡叔叔说，告诉他以后都不要回来了。打那时起，祖父经常跟我说七叔的成长过程。他说七叔生下来，叫算命先生算过，说他命硬是命中克母。那又该如何正确处理，造成祖母常年生病？为了保住祖母的命，将他送给他人。
据说他那家很有钱但是无子息，自他到那家也很受宠爱，从小就很横蛮。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长大了。他这个家庭评为地主，结果他回到了应子上出生地这个家。
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凭祖父的为人，同意他回来。并分给了他田地，本来他好好做人，和我父亲联手一家人也会很好的。
但是他在地主家长大，游手好闲惯了。压根就从未干过农活，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我们这个家可不是地主，有力气干活不干活，那是没饭吃的。
经过各方劝说无济于事，七叔仍我行我素，加上我父亲被调去县建筑公司。家里只有我母亲一个劳动力，还带着四个小孩。当年我还未出生，我大哥都才十一二岁，祖父实在看不下去，最后分开给他一个人一家。
结果他参加了互助组，参加了互助组并不是允许你不干活。据说互助组把政府分给他名下的田，纳入统一耕种，互助组也就是互相帮助的意思。假如你的田纳入去，你本人不参加耕作，只能分给你田的份额的粮，不分给你人口粮。
七叔不管怎样他就不耕田，最后他定好每个月交给互助组五元钱。结果他跑去政府矿山做工去了，矿山离家不足十公里但他从不回家。一年多不回来也不交一个月的五块钱，那一年多，累计起来那就是天文数字。
据祖父说，他这些欠款，以后全都由我父亲帮他上交了。祖父说自从他离开家之后音信杳无，听说最后那个矿山因产量上不去。抽调了一大批人前往博罗县网顶国营矿场，当年我们村里有十几个壮劳力，也在那里和七叔共事。
但每逢过年过节，村里的兄弟叔伯都回家团圆。唯独他不回家，祖父至死也未曾见过七叔只言片语，也从未有一句问候家人的话捎回。
据村里的兄弟叔伯说，到了一九六零年年末，因矿山亏损严重无法经营。碰巧国家重大国民经济实施调整计划，结合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全国大饥荒。
矿山被迫解散，村里那些人都回家乡了。七叔未回来，据村里人回来说。七叔在博罗已和一个杨村国营农场，的周姓女子结婚，已经有两个女儿。
从七叔离开矿山后，他凭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加上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一手漂亮的硬笔字。他做起了包工头，我们村里有五个人给他打工，当年我哥哥也在他手下跟他一年多。
村里跟过他的人都称呼他为老爷，对他这种称呼，并不是对他年龄的定义。而是他出门回到驻地什么都不做，这种贬义的称呼。
七叔带领他们的团队，参加过当年宝安县很多重大工程建设。如龙江水库，和坪地观兰等工程建设。我七叔的这些事本并不在此议论。假如七叔的事不让看官知晓一些，我家人不接纳他家属，岂不是不仁不义？
但他剩下的这些大事，却甩锅给了我父亲。如果把七婶母子三个接回来，面临给她们重建一个家。在那个年代我家，仍每一个时刻都唱响国际歌。
家里除了贫穷还是贫穷，在这样的状况下，再给他人重建一个家庭谈何容易。自古有云麻雀虽小，但也是五脏俱全。锅碗瓢盆厨房用品，柴米油盐被服蚊帐床，台凳桌椅一样都不能少。
还有最大的问题是房子厨房，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饿得死死的。刚缓过气就将房子拱手让人，这可是让人无法接受。拿父亲的身份来说，他跟七叔是同胞兄弟。但是七叔却没有把他当同胞兄弟，多少年来书信往来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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