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往后的几天日子里，李飞全身心地沉浸于对广州城的深入探寻，试图捕捉其每一个细微之处。其中，胡商群体无疑是他关注的焦点，那些被称为“倒爷”的胡商们，在这座繁华的南方大都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胡商的来源地广泛且多样，波斯人、阿拉伯人自不必说，西域的回纥人以及张掖郡昭武九姓胡人，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南越人和印尼人，乃至东亚的东瀛人和高丽人，纷纷踏上这片土地，追逐着商业的梦想。
他们进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二：其一为陆上丝绸之路，从遥远的大食、波斯起始，穿越河西走廊，抵达长安，再辗转至其他城市；其二则是海上丝绸之路，部分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从当地港口启航，跨越印度洋，进入南海，最终在广州、泉州等重要港口靠岸，进而深入中原腹地。
此时的广州，已然成为南方的璀璨明珠，享有“天子之南库”的美誉，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胡商们钟情的定居之所。唐朝廷为了对胡商进行有效的管理，特地设立了市舶司，并为胡人划定了番坊，以供他们集中居住。在广州，番坊的面积广袤无垠，竟容纳了多达十几万的胡商。
唐朝廷对胡商的管理政策，一方面体现出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允许胡商自治，自行推选番长，且赋予番长与唐朝廷地方长官等同的地位，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胡商的文化和习俗，减少了因文化差异和管理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冲突，为胡商在唐朝廷的商业活动提供了相对自由和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商人来唐贸易，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地方长官无权插手番坊事务，除非涉及唐朝子民的案件，这可能导致番坊内部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和解决。同时，唐朝赋予胡商在广州娶妻生子、开办学校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虽然体现了唐朝的开放胸怀，但也可能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比如在资源分配、文化融合等方面。
不仅如此，唐朝为了激励胡人开展商业活动以推动经济繁荣，还赋予胡人在广州娶妻生子、开办学校以及参加唐朝科举考试的权利。此等举措实非寻常，意味着胡人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唐朝官员之列。
那么，胡人在广州究竟从事何种生意呢？经过多日的深入调查与资料查阅，李飞发现，商人逐利，若无丰厚利润可图，胡商未必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事实上，胡商在广州所经营的生意，大多利润惊人，堪称暴利。
他们主要将香料、龙脑、犀角、玳瑁、象牙、珊瑚、珍珠、琥珀、玛瑙等各类珍稀物品贩运至中国进行售卖。这些物品并非日常用品，而是仅供王公贵族和富贵人家消费的奢侈品，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曾有一位胡商，历经艰辛从撒马尔罕背负一袋囊麝香跋山涉水抵达长安，一经售出，便一夜暴富，成为长安当地赫赫有名的富豪。不仅如此，胡商还在广州开设胡人饭店。在长安和广州，众多充满异域风情的饭店如繁星般点缀其间，唐朝人热衷于品尝胡人的美食，畅饮胡人自酿的葡萄酒，聆听胡人音乐，欣赏肤白貌美、高鼻梁的胡姬翩翩起舞，好一番逍遥快活的景象。难怪有诗句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正因如此，在广州，胡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有钱人的代名词，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然而，这也引来了一些不法之徒的觊觎。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胡商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雇佣昆仑奴作为雇佣军，为番坊提供保护。起初，尚相安无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李飞在感受广州城的点点滴滴时，不禁为这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商业景象所震撼，同时也对其中的种种问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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