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刘彻推行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举措——设立十三州刺史。这一决策并非偶然，而是汉武帝在综合考量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后做出的明智之举。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显着的发展。农业方面，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增多。手工业也日益繁荣，丝织业、冶铁业等行业发展迅猛，商业活动频繁，城市逐渐繁荣起来。然而，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地方豪强势力凭借其经济实力，兼并土地，控制商业，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在政治方面，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制在此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诸侯王势力虽然在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下得到了削弱，但地方郡守的权力过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一些郡守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十三州刺史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在州部的郡国。
刺史的职责主要包括监察地方官员的行为和政绩。他们有权检查郡守、诸侯国相等官员的行政事务，考察其是否存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不法行为。同时，刺史还要监督地方豪强的活动，防止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一旦发现问题，刺史有权向中央弹劾，由中央进行惩处。
刺史的权力虽然重要，但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没有固定的治所，只能以“六条问事”为依据进行监察。“六条问事”主要针对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违法行为，不涉及一般的行政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刺史不会过度干预地方行政，避免了权力的滥用。
十三州刺史制度的设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它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刺史的监察使得地方官员不敢肆意妄为，必须依法行事，从而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其次，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地方豪强在刺史的监督下，不敢过分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再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作为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地方的情况，对地方的异动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刺史可能会因为个人私利而滥用职权，或者与地方官员勾结，导致监察失效。但总体来说，汉武帝设立十三州刺史制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和积极意义的政治改革，为后世的地方监察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汉武帝设立十三州刺史制度后，新纳入版图的敦煌地区成为了重点治理对象。汉武帝选派了经验丰富且忠心耿耿的官员索励前往任职。
索励，字彦义，官拜贰师将军。他到任敦煌时约四十岁，正值壮年，满怀雄心壮志。初至敦煌，他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当地文化多元，融合了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以及游牧民族文化，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利益纠葛频繁，协调各方关系成为一大难题。且敦煌地处边陲，气候恶劣，资源相对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城防年久失修，农业发展受限，商业秩序混乱。
索励深知责任重大，工作状态几近忘我。每天天未亮，他便起身开始办公。晨曦微露时，他已经在书房中研究政务，思考着如何改善敦煌的现状。他常常亲自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和需求。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凛冽，都能看到他奔波的身影。
为加强城防，索励亲自组织民众修缮和加固城墙。他首先召集当地的乡绅和长者，向他们阐明城墙加固对于敦煌安全的重要性，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接着，他将民众按照技能和体力进行分组，有力气的壮丁负责搬运石材和木材，手艺精湛的工匠负责砌墙和搭建防御工事。索励自己也时常亲临现场，为民众鼓劲，并亲自参与劳动。在他的带领下，民众齐心协力，城墙日益坚固。
索励还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智慧。当时，他奉命率领酒泉、敦煌的将士千余人，前往楼兰屯田垦殖，以保障西域安宁，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楼兰四周被茫茫沙漠包围，干旱缺水，新垦田地若无水源灌溉，便无法长出庄稼。索励利用自己是敦煌人、懂得敦煌开渠引水技术的优势，召集鄯善、焉耆和龟兹三国的三千多兵士，亲自指导开挖渠道，引来雪水，浇灌新垦良田。
然而，在庄稼丰收在望之时，此地河神却来作祟。河神认为自己驱水浇田，劳苦功高，可将士们从不祭祀上供，便心生嫉妒，趁夏时天降暴雨，想冲毁河堤，让庄稼无水可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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