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讨蒙古和朝鲜等战役的胜利为后金（清）政权的扩张和稳定立下汗马功劳。拓展势力范围，并且获得了更多的物资、人口等资源。
郑亲王世爵传承10世共17王，反映了其在清朝政治体系中的长期延续性。“铁帽子王”意味着其王位世袭罔替，与一般的亲王爵位在传承上有本质区别，一般亲王爵位每传一代可能会降等袭爵，但郑亲王等铁帽子王可以保持原等级传承。
其中5人被夺爵的情况也反映了清朝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夺爵事件往往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政治事件以及个别王爷的行为失当等因素有关。郑亲王家族成员可能因为站错队伍、触犯皇帝或朝廷的某些禁忌等原因而被剥夺爵位。
这些夺爵事件也从侧面体现了清朝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即使是地位尊崇的铁帽子王也不能随意挑战皇权和朝廷的权威。
济尔哈朗在顺治十二年（1655 年）去世，配享太庙。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即位后，封其为贝勒。他收降蒙古后获得传国玉玺献给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 年）被封为睿亲王。
多尔衮在清朝初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对皇位的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尔衮早期在军事上的功绩确实显着。
他收降蒙古并获得传国玉玺献给皇太极这一事件，无论是在政治象征意义还是实际的政治资本积累上都有重要价值。
传国玉玺在古代被视为正统皇权的象征，其献玺之举极大地巩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地位，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而使他在崇德元年被封为睿亲王。
皇太极死后，清朝内部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多尔衮作为实力强劲的竞争者，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去争夺皇位。虽然最终与礼亲王代善共立福临即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称帝的野心。
他被尊称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这些称号的变化反映了他在朝廷中的权力不断膨胀。实际上，在其辅政期间，多尔衮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权力几乎等同于皇帝，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皇帝的权力。
他在礼仪、用人、决策等诸多方面都有极大的话语权，朝廷中的重要事务基本都由他来决断。
多尔衮辅佐顺治帝约 7 年时间。年幼顺治帝对多尔衮也有猜忌，多尔衮作为摄政王大权在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顺治帝的不满和猜忌。
多尔衮还陷害豪格至死，豪格是顺治帝的哥哥，这也加剧了顺治帝对多尔衮的反感。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顺治帝就下令对其进行清算，削爵、撤庙享、废宗室、籍财产入官等。
这一系列举动都表明顺治帝对多尔衮积怨已久。不过后来顺治帝逐渐成熟，对自己当初的过激行为有了悔过之意，曾命令修缮多尔衮的坟茔。
多尔衮在辅政期间推动了清朝的迅速发展，继续开疆拓土、加强中央集权等。其行为和动机不能简单地用忠诚来描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野心的复杂权衡。
多尔衮被顺治称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 年），多尔衮出猎时死于喀剌城（今河北省卢龙县），年仅 39 岁。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追谥其为睿忠亲王，配享太庙。睿亲王世爵共传 11 世，除去追封的，共 8 王。
多铎是睿亲王多尔衮同胞幼弟，崇德元年（1636 年）封豫亲王。豫亲王多铎及其家族在清朝历史进程中有着巨大的贡献。入关前的军事功绩，在崇德元年封豫亲王之前，多铎就已经跟随父兄参与诸多重要军事行动。
在对蒙古、朝鲜等的战争中，多铎作为八旗军队中的重要将领，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例如在与林丹汗的战争中，多铎所率军队多次立下战功，为后金统一蒙古各部、消除侧翼威胁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军入关后，多铎率领军队攻克南京，南明弘光帝出降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南明弘光政权在当时的南方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是明朝遗民反抗清朝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多铎攻克南京，使弘光帝投降，极大地打击了南明的抵抗意志，从政治上瓦解了南明的核心力量，为清朝迅速在南方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南京作为明朝的旧都，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占领南京意味着清朝控制了江南地区的中心枢纽，切断了南明各势力之间的联系，为后续进一步征服南方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豫亲王世爵共传9世，13王，其中2人被夺爵，从爵位传承角度反映了清朝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铁帽子王的爵位传承模式，保证了家族在政治上的长期影响力，使得多铎家族在清朝的贵族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其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征服，还体现在对清朝政权稳定和发展的多方面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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