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天大清早儿北平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短短几天整个世界就变了……
不过北平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北平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倭寇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平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可惜了这做历史古都，几百年的传统，清政府的文化，北平人的生活方式……从第一批倭寇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北平沦陷期间，代表华夏这一时间的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有许许多多的也在北平，他们用自己的文学不断的鼓舞这个黑暗时期的华夏人命。
北平沦陷时，老舍虽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丧亲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亲，正值75岁高龄，经历过庚子国难，每每讲起这场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听说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脑梗。老人不忍看家国被蹂躏，干脆打翻药碗，宁可绝食而亡。
面对国殇，像老舍岳母这样刚烈的老人并不罕见。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也是在日寇进城后，“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给父亲料理完后事，视网膜脱落亟待手术的陈寅恪，以瞎掉一只眼为代价，果断离开了北平。
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岛市，老舍所在的齐鲁大学。正在创作的老舍，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
为了不成为俘虏，守住读书人的气节，老舍想要南下抗倭，但次女刚出生十几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报国，妻儿老小怎么办？
胡絜青深明大义，一个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成了舍家抗我的楷模。
胡絜青则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沦陷中的北平娘家，从此隐姓埋名，以教书为业，为老人尽孝。她后来回忆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倭，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沦陷后的北平，“去”或“留”拷问着每个北平家庭。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后来他接到教育部密电，便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倭寇的“黑名单”，写下遗嘱，死别妻儿。临走前，他流着眼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他哪里知道，往后孩子们连烧饼也吃不上，饿得直喊。与妻子程季淑离别后一直没见，他得到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音韵学家罗常培本想在北平闭门做学问，但最终还是跟着最后一拨北大留守学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董毅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他在日记里羡慕那些南迁的同学：“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坏”，“思想言论受挟制”，忍受生活与敌人的双重煎熬时，“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但家道中落，“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家里连个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现在无处找钱”，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长、着名史学家陈垣也想走，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华夏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思来想去，陈垣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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