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内部，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末位淘汰机制，如果绩效考核不合格，就会直接被裁走人。这套机制的初衷是好的，希望所有的员工都保持活力，不会因为工作时间长了，就变成混日子的一员。可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安溪自己也曾经差点成了被淘汰的一个，所以知道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如果直接裁人，是要给补偿的，要是遇上那些在海德工作年头很长的，补偿金的数额就会很高。有时候人力迫于压力，想要省下这部分费用，就会想点别的办法，比如从员工的工作情况入手，挑点毛病出来，然后摆出两个选项，要么拿补偿，但是档案里面会记录为开除，要么自己主动辞职，不要补偿。
一般来说，人力处理这些事情，都已经很有经验，说话也会很小心，不留下什么把柄。偏巧去年淘汰的人里面，有一个在IT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平日里看着人很老实的那种，人力就放松了警惕，话说的不太客气。
事情后来的发展充分说明，千万不要把老实人逼急了。这个IT员工已经开始谈离职了，原有的工作仍然在继续，他利用自己的工作权限，调取了海德内部的邮件和录音，从中挑选一些，直接放到了网上。不只有北京地区的，还有美国总部那边的。
比如某个讨论晋升名单的邮件里，一位集团管理层毫不掩饰地说，上升的机会应该留给那个“屁股更大的年轻女孩儿”。
再比如某个跨大区的电话会议上，一位部门总监直接点了几个国家和地区，说这里的人口素质太低，不适合投放有内涵的广告。
事情牵涉到海德整体，杨凯成需要亲自飞到美国去向总部说明情况，指定陆中泽协调处置这边的情况，如果遇到需要决策的事项，先汇报给邓莉。他要在汇报环节掌握主动权，不希望通过其他人来转述。
行政秘书不在，安溪帮杨凯成订了机票，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邓莉在主导讨论了。她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提议找一家经验丰富的律师事务所，对离职员工的泄密行为提起诉讼，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会议室里气氛特别压抑，陆中泽陪杨凯成出去了，其他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谁也不说话。
邓莉在这种情况下，声音仍然沙沙的，一点也不急：“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就请法务部先筛选个律所名单出来。”
“邓总，”安溪觉得有些话梗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在国内的环境下，诉讼恐怕不是一个好选择。”
“在国人的一般化想法里，个人相比公司，总是比较弱势的那一个，因为人人都上班，也最容易带入劳动者的角色。如果已经丢了工作，还要被公司起诉，会给大众造成一种，海德要对一名员工赶尽杀绝的印象，这对公司整体，其实是很不利的。”
邓莉笑眯眯地盯着她，等她说完了才说：“来之前我已经看过这个人过去一年的考核记录，有将近一百个工作日迟到，还有四十多个工作日早退两小时以上，还因为下订单时记错型号，给公司造成过接近十万元的损失，IT部门内给他做过提醒、调岗，解除劳动关系，是完全合理的。海德从前在美国、欧洲，都曾经起诉过行为不当的员工。”
“邓总，你的判断完全正确，在公司里大部分同事都知道，IT部门个别人仗着在公司时间长，只拿钱不做事，连修理电脑之类的小事都已经搞不定了。”安溪仍然坚持，“但是中国人有句俗话，投鼠忌器，其实也不只这一句，还有很多，比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名员工个人，只是张三、李四而已，人们根本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可是海德是个庞大的知名企业，多年积累的商誉，可比个人名誉重要多了。看客的心里，总是会倾向弱小一方多一些。个人起诉公司，甚至还带着点孤军奋战的悲情英雄主义色彩，公司起诉个人，就完全相反了，赢了是仗着十几人的专业法务团队，跟一个小员工过不去，输了就更惨，这么大的公司还斗不过一个小员工。”
邓莉不管赞同还是反对，听的时候一直在微笑点头，等她说完了才问：“大家的看法呢？”
没人说话，因为吃不准邓莉到底是什么态度。
安溪很紧张，大半是为了杨凯成。总部大概早就想动他了，不然也不会专门派邓莉过来，如果这一波危机不能顺利解决……
“我赞成。”陆中泽站在门口，照旧一手插在口袋里，“海德向来都提倡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既然事情是在这里发生的，就不能不考虑这里的普遍心理。”
他绕过会议桌，把一张写满字的纸放在邓莉面前，用一只万宝龙签字笔指着，站在她旁边向她解释：“这两种路线，直接影响公司第一份正式声明，该用什么语气发。如果采取温和手段，可以先声明公司会对曝光中提及的歧视情况，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包括这名离职员工的离职流程是否正规，也在调查之列。我列出了明天上午十点之前，需要安排的主要事项，各业务部门还是应该跟重点客户做个沟通，安抚一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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