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天子主持祭祀，平庸的人不能胜任。
汉昭帝登基之初，大汉帝国已盛极而衰。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长年穷兵黩武，晚年又重用酷吏和方士，导致国库财币消耗巨大，国内经济萧条，人口锐减，亟需治世能臣挽救乾坤。
这时的四位辅政大臣尚能精诚合作，针对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昭帝更是亲自在上林苑搞起了农耕生产，以此鼓励老百姓从事农桑，发展经济。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汉昭帝又多次下诏减免田租赋税。
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是扭转汉朝经济颓势的一个关键节点。
召开盐铁会议的起因，在于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实施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该政策一方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却激起了民怨。公元前81年2月，霍光以汉昭帝之名，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汉武帝时期实施的多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总结考评。
贤良、文学们以儒家为旗帜，坚持崇尚仁义才是治国之本，认为应该废除盐、铁和酒等商品的国家专营，重农抑商，阻止商人与民争利，以此教化天下。桑弘羊却基于法家思想，主张重利轻义，他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是安定国家、稳定边境的现实需要。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河南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他作为专事理财的大臣，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些措施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在桑弘羊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中，以盐铁官营政策最富有革命性。但是盐铁官营并非他的首创。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就提出官山海政策，对盐铁实行专卖。管仲为齐桓公算过一笔账：一个万乘之国拥有人口千万，应缴税人口按一百万计算，每人每月应征收人头税按三十钱计算，一个月大约是三千万钱。当时按户籍实行计口售盐，只要每升盐加价二钱，每月可多得六千万钱，远超人头税的收入。
盐铁垄断经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寓税于价，在征税的同时让老百姓察觉不到征税，堪称是闷声发大财。正是这笔新增加的巨款，为齐桓公春秋争霸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后盾。
后来的秦国商鞅变法，也依照管仲故事实行盐铁专卖。
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实际上是他自掏腰包，把本该皇帝私用的钱拿出来贴补国用，为什么却激起了民愤呢？
中国古代素有“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全国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山川湖海，国土面积内的人财物，都是属于天子的。
但是，天子不能随便使用国有钱银。这就像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是董事长的，但是董事长也只能领工资、拿分红，绝不能随便到公司取钱用。如果公私不分，财务就乱了套，公司很快会关门大吉。
秦汉两世，一直是农田租赋收归大司农，用于开支更大的政府行政费用。而山川湖海所得则收归少府，专门用作皇帝及其家眷私用。
我国是从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田赋税一向是体量最大的国家财政收入。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轻商的原因。
但麻烦的是，战国以后，所谓的山川湖海所得，已经不仅仅只是钓鱼、砍柴、打猎所得，还包括了食盐和铁。食盐从湖海中来，金属从矿山中来，无法归入农田所得。
随着盐铁的生产和贸易一天天增加，相应的商税很快超过了全国的农税田租。尤其汉初实施无为而治，对盐铁贸易开放民营，于是那些经营盐铁的商人一个个富得流油。
汉武帝东征西讨，军费支出庞大，大司农存于国库中的钱很快就花光了，而由少府负责的皇室私库里的钱却越来越多。
这往哪里说理去？
汉武帝还算明事理，把皇室私库多出来的钱拨付使用，同时还命令有钱人尤其是盐铁商人们积极捐款。结果没有人听他的。
汉武帝于是怒了：这天下都是朕的，山川湖海也都是朕的，朕不让，你们不能抢，朕要拿回来，你们不能不给。
既然你们舍不得兜里的这些银子，我就把它们收回来交给国家经营，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动了很多大商人、大地主的奶酪，自然也就引起了民怨之声。
由汉昭帝授意，霍光主持的盐铁会议历时近半年之久，直到同年七月才结束。会议采取了折中的措施，仅仅取消了酒类专卖和关内地区的铁器专卖，其他仍维持不变。
西汉着名文学家桓宽根据会议纪要，整理出了共计十卷六十篇的《盐铁论》。其中，前四十一篇是写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后十八篇写会后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是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史的重要史料。
经过这次会议，霍光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贤良、文学们则因提出以德治国的意见，崛起成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势力，自汉武帝之后真正确立了汉朝儒术独尊的地位。
汉昭帝则很快扭转了经济颓势，社会趋于稳定，流民陆续回乡，很多荒弃的田地重新得到耕种。举国上下商贸往来繁荣，形势一片大好。
举国上下皆得利，除了桑弘羊。他后来参与燕王刘旦的谋反，与这次会议失利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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