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人数上凤毛麟角，但他们缺失的知识储备却是拔头筹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断层，高考恢复不久，后来的许多大家产生于这个时代，尤其艺术领域。许多考美院的高考生，他们的作品惊呆了考官。那些考官后来说：他们太有生活了。这说的是那些下乡的知青。
但低学历的人掌管企业，管理高学历的人，也是这个时代见怪不怪的现象。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本该是均衡的，不知是时代需要人才速成，还是为了什么，文理分科出现了。于是那些“戴帽穿靴”的高中生（初中三年级在原学校上，叫“戴帽”。初中三年级到有高中段的学校去读，叫“穿靴”。），凭借他们偏科的特殊才智，创造出些许桥段。
文科生对数学过敏，使用电子设备也是“生瓜蛋子”。据说一名文科生买了手机，一直奇怪怎么没人打电话给自己。在食堂吃饭遇见计算机系的同乡，同乡看了看他，又看看他的手机。说了一句：“你还没充电呢。”后来知道，很多人打过他电话，都听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答复。
理科生呢？计算机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汉字输入的难题，但这真的是难题。许多理科生对手写汉字很陌生，他们似乎早就投笔从”机“了。没有电脑都不会写字，写出来的字，自己都不忍心看。
“自己做饭难吃，买着吃呗。电脑打出的字，多标准啊。“这是他们自诩的常用语。
于是，坊间传出一个故事，说四通的老总，让各城市的销售大员用纸笔写一份销售报告。结果，他就当了一周的语文老师，专门修改作文。因为他在销售大员们的报告上画了太多的红圈，长长的引线引到空白处，于是得了名号：”放气球的人“。
北大好在哪里，真的是进了校门才能体会。这里是读书的好地方，读书的风气是这里的自然。无论你之前多牛，进了北大，你会知道，自己读的书太少了。
丽丽觉得自己进北大才开始读那些深奥的理论，群莉则是开始读外国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她爱不释手。就连蒋励，到北大本来是学托福的，也受到感染，开始读起他从未读过的小说。小芹，也是边读边困扰。她进北大后，接触到美学，虽然很懵懂，但她很享受，觉得可以改变思维习惯、生活习惯。
只是，同学们这些读书活动，都是个体行为，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大家都感觉，之前的高中似乎大错特错了，想想那时候的读书，简直是亵渎。但没有那一步，也进不了北大的门。看看后面的弟弟妹妹们，也还在重复着之前的路。尤其丽丽、小芹这样接触过校外辅导的同学，感触更深。
多年后，他们都为那些剑走偏锋的家长点赞，佩服他们的勇气，让孩子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却最终登顶。比如那些作家自己带娃，最后孩子一天学校都没上过，就子承父业，当起了作家。还有什么钢琴王子，台球神童，更不消说体坛的名将了，都是”从娃娃抓起“的成功典范，可惜，有这样勇气与慧眼的家长，并不多。
这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据说有知名高校校长硬性规定，进我的校门，理工科的学生要会背诵唐诗宋词，虽然也有人微辞，但支持的声浪很高。修养，比成绩更重要。这一点，邱枫是有独到见解的。
邱枫认为，人类认识世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日本，深受二战之苦，尤其原子弹在那里开出恶之花，日本人于是对癌症等疾病的研究更关注，一度领先世界水平。
文理分科，不科学，但这个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思考。当文理分科取消后，综合性专业，到底招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又成了问题。比如学经济，文科生对产业不熟悉，理科生对历史了解不深入。邱枫提出了课题学习法，事实上，在美国，后来成为企业家的人，很多都从知名大学辍学，不是因为他们学习成绩差，而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看准了市场的机会。
邱枫开始为系里的学生做选题，还利用自己的关系，找企业赞助这些研究课题。她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汪富贵。她读过汪富贵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连载小说，于是，她就以此为切入点，约汪富贵长谈了一次。当然，邱枫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她想过和柳枝一起约汪总，但最终她是通过小芹约到汪富贵的。这让小芹对邱枫的态度改变了不少，似乎心里的芥蒂去除了。
现在的陌上柴桑，规模扩大了不少，把之前的职工食堂改造成了水吧。来这里约见的有文艺界风头正劲的人物，也有京城里各路领军人物。汪富贵的目的是想成立行业俱乐部，有些新兴行业，需要有一个圈子，比如广告行业，保险行业等等。
仅这一次的接触，邱枫就感觉，小芹被汪富贵吸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而且敢想敢干。最难得的是，他有一股平民气，给合作者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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