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那只略显颤抖的手，紧紧地搭在了电话之上，而此时，刺耳的铃声却犹如催命符一般，不断地响彻着整个房间。这铃声每多响一秒，我的内心就愈发惶恐不安起来，仿佛它正一点点吞噬掉我仅存的勇气和理智。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们宛如幽灵般矗立在那里，他们手中紧握着足以将我定罪的关键证据——那个已经破碎不堪的玻璃杯，以及弥漫在地毯上、令人作呕的浓烈白酒味道。只要妮可紧闭双唇不肯开口替我说一句话，那么我恐怕将会永远背负着无法洗刷的罪名。然而更让我感到恐惧的是，万一妮可遭遇不测不幸身亡……不不不！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妮可一定不会有事的！可倘若真的出现这种最坏的结果，那么毫无疑问，我将会成为众人眼中残忍杀害她的头号嫌疑人。天哪！究竟为何我会陷入如此绝境之中呢？
“哈喽，请问您是哪位？”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话筒时，身体不由自主地侧转过来，并依靠着床沿，一只手肘则支撑住头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稍微镇定一些。
“您好，约翰先生！我是彼得医生。”对方的声音透过听筒清晰传来。
“医生？我并没有生病啊，请您批准我立刻出院吧。”我急切地说道，希望能够尽快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环境。
两点钟，彼得医生准时出现在病房门口。他来之前，我给实验室打了电话。麦克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妮可病危需要通知她的家属，医院打电话来联系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好真的成了凶手似的，顿时心慌意乱，脸涨得通红。
在医生进来以前，我已经乖乖地躺下，假装睡觉。彼得医生没有敲门，这大概是他的特权。他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站在张床之间的空道上，轻轻地喊我的名字。约翰翻个身眯着眼朝他看。
瘦高个儿，50刚出头的年纪，两鬓有零星的灰白，高颧浓眉毛，亮烁的目光从棕色的睫毛后面透出来，让我看了怕。约翰说，如果你是警察局派来的，我愿意把来龙去脉都交代楚，然后请你放我回家。如果你仅仅是大夫，请批准我出院。我根本没有病。你看我，刚吃完了一大盘中国炒面。
约翰先生，我不是警察，我是心理医生。彼得医生说。
心理医生？你找错人了。我没有病，我犯了错误，需要坦白忏悔。
请说给我听听，约翰先生，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彼得医生，你不需要为我辩护，我从一开始就了。一开始？从哪里开始？他问道。我是有夫之夫，我的老婆很温顺，很善良，我娶她为妻，并不是因为爱情，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出事了所以，我结婚纯粹是为了平平安安过日子。
彼得医生递给我一张表格，说，在你倾诉之前，我们要签一个契约，你对医生不加保留，医生为你绝对保密，你愿意吗？愿意。约翰就这样轻易地被他说服了。签字以后他再问我，可以录音吗？我点了点头。 彼得医生在另一张床上坐下，他给了我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约翰说得滔滔不绝，好像再不讲出来就要闷死了一样。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那么懦弱，无依无靠。这场事故很可能毁了妮可，也毁了我的一生。约翰得说出真相，寻求理解和支持。彼得医生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并不朝我看，大概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压力。他眼睛专注地望着远方，好像那里有一个屏幕在放映我的故事。他的嘴唇时而撅起，时而被牙齿咬成一条直线。左手托着写字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笔。当他要打断我的时候，眼光便收了回来，落在我的脸上。他对时间特别重视，什么事情发生在哪一年，我几岁，他都记下来。
时间到了。彼得医生关了录音机，然后给我一本小册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幸亏你被送进医院，你的病不轻啊。我没病。我固执地答着，一边坐了起来。接过书，发现里面有一张书签，打开一看，是他的名片。瘦长的名片上，下面是名字地址和联系电话，上面印着一只张开的手，好像要拉我一把。忧郁病人症状。我快速地扫了几行，比较严重的叫PANIC ATTACK，昏厥，耳鸣，恐慌，感觉世界到了末日，有自杀念头。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得到控制和治愈。
彼得医生把书留给我，是把我当朋友看了。他把笔记本合上，腰板挺直地潇洒而去。走到病房门口，转过身来说，我同意你出院，不过得等明天让主治医生批准。一会儿护士送药来，服一次管12小时。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见。谈话，吃药，了解PANIC ATTACK，似乎把我从犯罪的泥坑里救出来了。
吃完药，我给米娅打电话，叫她明天来接我回家。约翰握着电话，一边说，一边在房里走来走去。走到窗边，发现病房在楼，窗下种了一行绿色的矮冬青灌木和几簇花卉，前方就是停车场。米娅说，她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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