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李独霜提笔疾书，分别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孙怀，首先是肯定了他在工作中的成绩，对他在工作中采取的策略大加赞赏。其次是表达了自己希望他来大理寺任职的想法，增加一番中央机构的工作履历，对他以后的晋升有着绝大的好处。
不过，虽然李独霜在信中说得轻巧，但这可不是易事。
从一名偏远县的县令迁转到汴京中央机构任职，成为一名京官，其难度不亚于登天。
盖因大宋官制内容与程序之繁复，令人发指。普遍来说，通过科举取得官员身份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官员往后的晋升则涉及到了多种制度，包括：考课、磨勘、改官、荐举、叙迁、差遣及除授等等。而每一项制度都有一套相应的流程。
例如考课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任职年限与业绩情况。如低级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两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考核的内容包括：履历出身、业绩、过失、请假等事项，以及所在机构长官批写的评语意见。而磨勘制度则是对完成任期和考课的官员，再勘验其档案文书是否齐备及真伪，并审核业绩与推荐意见等情况，以决定其能否迁转。随后的改官制度，是对通过磨勘的低级官员，依据规定改换官秩，一般给予晋升京官序列的待遇，少数人还可直接改为更高的京朝官。
这样说来，自当官起，其实也是在过五关闯六将，个中冷暖，唯人自知。
上面如若无人提拔或者遮护一二，大多官员均只能在岁月中苦熬资历，晋升之速犹如蜗爬，大好的年华只能虚掷，等到白头，也许还是一名七品官。
这是像孙怀这样有志于提升自我价值，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所不能容忍的。
李独霜所采取的办法即是“荐举”。身为从五品的大理寺少卿，距离正五品的“待制重臣”仅有一步之遥，因此为体现其政治地位，朝廷给了这个等级的官员三名荐举名额，可以举荐英才入仕，从白身的平民百姓立即成为有官身有品级的官员；也可以将一些优秀的低品官员举荐给朝廷，进行迁转。
当然，如果荐举的人犯了法，身为举主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为自身计，非是亲信，一般不得举荐。
所以李独霜有理由相信，面对自己的召唤，孙怀定然不会拒绝。
挥笔一就，第一封信就写完了。待他将信装入密袋，用印泥封住，就放在一旁，随即便毫不停留，开始写起了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是写给枢密院当吏员的仲孙献。
李独霜在枢密院任职期间，在他的支持下，仲孙献晋升成为了知杂房的缘史。虽有提升，却终是高官显宦扎堆的枢密院里任人指挥和呵斥的吏员，仍在河边挣扎，未能上岸。
这名仅是通吏之时就敢突破潜规则，替各地军使在枢密院递送折子的人最初就给李独霜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李独霜通过参议军务，获得大佬青睐，直接参与了国策的制定，也使得跟随左右的仲孙献水涨船高，直接晋升到了知杂房的缘史，顺利的话，下一步就是跳出知杂房，晋入承旨司，成为一名枢密院大佬们正式助理，从七品的“枢密院副承旨”。
可谁曾想到，立下大功的李独霜竟然被神秘力量调离了枢密院，晋升为大理寺少卿！这样一来，仲孙献失去了强有力上司的引领和遮护，只得在承旨司“十二房”来回迁转。好赖他小心谨慎，没有把柄落入他人之手，勉强稳住了位置。不过，在枢密院这等重地，上司如若有心要为难下属，何其易也。他最终的结局，只怕也是被人借故打落尘埃。
与追求正奇相辅，走堂皇大道的孙怀不同，仲孙献的才能更多地体现在极为优秀的组织能力上。早在遇到李独霜之前，他就洞悉了承旨司各个承旨的个性和弱点，同时也找到了枢密院递送折子的制度漏洞。在了解了各地各军的实际军务之后，他可以在最合适的时机帮助有需求的军务折子找到最合理的处置人，完美地充当了一名各地军务与枢密院衔接的中间人，直接隐形地帮助各类军务在传递过程中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这样说罢，仲孙献目前就是枢密院这种庞大机构的关键齿轮。缺少了他虽不至于停摆，但绝对会增加运行中的空转，以及能效比的降低。
这等人才，既然枢密院不会用，也用不好，干脆到大理寺来辅助自己。
李独霜连职位都想好了，从七品的“大理寺录事”，正是主管全国各地递交上来的案件审核，是各个案件能不能得到重审或者复审的第一道关卡，人称“铁面判官”，典型的位卑权重！
而孙怀嘛，就任正七品的“大理寺主簿”，主簿掌印,审阅公文、诉状、判决书等案卷,摘由编目,并检查文书簿籍的违制失误，正是“大理寺录事”的上级。以孙怀之能，此职必不会久任，待其政绩出色，即可升任“大理寺丞”。在大理寺的权力架构里，至此成为决策层的一员，不再是辅助他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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