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际上，最近几年，涵盖财政、货币以及其他提振政策在内，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的措施。
以财政政策为例，2020年特殊时期，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2020年发行特别国债1万亿元，2023年增发国债1万亿元（用作特别国债管理），2024年全国两会又决定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此外，每年还有万亿级别的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诸多扩内需政策，除各地的消费券，还包括中央提振民营经济的举措、鼓励民间投资、下达以工代赈中央投资、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
最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发达国家谨慎，但最近几天的变化则远超市场预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指出，央行的最新政策可以说是自2015年以来最全面的宽松政策。虽然个别措施并不令人惊讶（例如降息、降准、抵押贷款融资、降低二套房抵押贷款的首付要求），但整体力度高于摩根大通的预测（例如，降准基点、政策利率下调基点，二套房抵押的首付规定），同时采取一揽子的综合措施显然旨在恢复市场信心。
更大力度刺激释放的信号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决策层的思路开始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振市场信心的时机。
房地产与消费，是牵动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根源之一。根据央行新政，存量房贷利率将降至新发放贷款利率的附近，预计平均下降幅度在0.5个百分点左右。这将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总数大概1500亿元左右。
朱海斌认为，该举措对促进消费的影响有待观察。一是因为受益家庭可能会选择储蓄，特别是在收入和就业预期疲软的情况下；二是下降的存款利率和稳定的净息差表明这实际是居民储蓄对抵押借款人的交叉补贴，因此其对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新政还宣布，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由25%下调到15%，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对此，朱海斌分析，央行此前创建了300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机制来支持经济适用房，将银行贷款本金的60%提供给地区国有企业，用于购买未售出的房屋。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二季度末，300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额度中只有121亿元被使用。而9月房屋销售低于预期，传统的需求侧宽松措施（放宽抵押贷款政策和购房限制）难以解决收入和房价预期疲软和对房屋交付担忧等问题。
不止步于房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日接受采访时建议，政府公布一个大规模、综合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向市场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增强信心、鼓舞士气。“今年来不及干就明年接着干。行动上不能操之过急，但政策信号的释放不能拖延。”
余永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实现5%的经济增速难度相当大。目前“准通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下一步，必须显着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根据年初的测算，如果2024年消费增速为5%（同计划的GDP增速同步）、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与2023年相同（-9.6%和6.5%），要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基建投资增速应该达到双位数、规模要达到约20万亿元以上。
刘世锦则建议，通过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与2008年不同，重点补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建议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投资，实质扩大内需。
刘世锦认为，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会贻误有利时机。
刘世锦所指的10万亿刺激规模有两大突破方向。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住房改善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他指出，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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