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只能起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斗志的反动作用。
“储蓄过多危机论”
“储蓄过多危机论”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变种，创始人是19世纪初臭名昭着的英国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他还提出过反动的人口理论）。他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家的储蓄过多。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积累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家把大部分的利润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储蓄。因此，资本家的储蓄增多必然造成对商品需求的缩减，从而形成商品生产过剩。他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斥责地主阶级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雄蜂”，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主、牧师等等“不生产的消费者”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的消费的增长，抵销了由于资本家储蓄过多而造成的需求不足，从而“防止”了危机的爆发。马尔萨斯的谬论完全是为地主阶级利益辩护的！经济危机绝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储蓄过多，而是由于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残酷剥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以致造成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激化。马尔萨斯的所谓储蓄过多引起危机的谬论，实质上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妄图掩盖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太阳黑点危机论”
“太阳黑点危机论”是19世纪7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杰文斯所杜撰的一种反科学谬论。他把周期性危机说成是由于太阳周期性地出现黑点所造成的。他认为，当太阳黑点周期出现时，使气候发生变化，影响谷物的收成，从而引起工业、以致整个经济的混乱。20世纪初，附和这种谬论的有杰文斯的儿子和美国的亨利·穆尔等，他们也认为谷物收成的周期变化是经济周期的原因。但是，他们对周期长短的说法各不相同:老杰文斯认为每个周期的长短是10年半，小杰文斯则认为是3年半，而穆尔则认为是8年。
“太阳黑点危机论”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太阳出现黑点是资本主义以前早就存在的自然现象，而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社会现象，所以在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历史事实来看，也证明了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农业的欠收同时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投资过度危机论”
“投资过度危机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种用新技术发明、货币信用等表面因素来掩盖危机真实原因的反科学理论，流行于20世纪初期。主要代表有德国的阿·斯比托夫、瑞典的古斯塔夫·卡塞尔、英籍奥地利人冯·哈耶克等。在他们看来，经济“繁荣”是由新技术的发明、新市场的开辟和萧条阶段利息率的低落等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促进了投资的活跃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大量增长。但是，当“繁荣”到达后期，由于货币资本的供给逐渐减少，于是形成对生产资料需求的缩减，引起生产资料生产过剩。因此，他们把危机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生产的过剩，而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货币资本的分配比例失调。其实，危机是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消费资料的普遍生产过剩。这种普遍生产过剩现象仅仅用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比例失调是无法解释的，而只能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说明。
“货币信用危机论”
“货币信用危机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种用货币信用因素来说明危机原因的庸俗理论。在臭名昭着的凯恩斯主义（明天专文讲述）出笼以前，它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有很大影响。20世纪初期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霍屈莱等人。
在霍屈莱看来，经济危机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即完全是由货币信用的扩张和紧缩引起的。他认为，当银行采取降低利息率、放宽信贷条件和收购有价证券等扩张信用政策时，引起了商业资本家利用借款向工业资本家增加订货的兴趣，于是就造成社会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商品需求和物价的上涨，形成经济的高涨。但是，银行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信用。当银行停止信用扩张，转而筞取紧缩政策时，高涨阶段就为经济危机所代替。因此，他断言在高涨后期，如果银行继续扩张信用，那么危机就可以“防止”。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政策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又出现了以美国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的“货币信用危机论”。它与凯恩斯主义把调节货币信用看成在“反危机”政策中无足轻重的观点不同，认为“反危机” 政策应以调节货币信用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只能当作一种影响金融状况的主要工具。
“货币信用危机论”完全建立在严重歪曲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首先，它认为银行能造成收入和资本的说法，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国民收入只能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实际资本也是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即体现在机器、原材料、成品和货币中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十分明显，银行本身不管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不能创造出国民收入和资本。银行只能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创造出信用货币、即补充的流通手段，这种补充的流通手段可以当作借贷资本使用，但不是实际资本。借贷资本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实际资本会有相应的增长。其次，“货币信用危机论”把信用的扩张和紧缩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波动的原因，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蓄意歪曲。事实上，不是信用的规模决定了生产过程，相反地，是生产过程的变动决定了信用的扩张和紧缩。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在危机期间，资本家手里的银根奇缺、银行的利息率极高等，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大量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销路所引起的，而绝不是由于银根奇缺、利息率极高等本身所造成的。“货币信用危机论”为了抹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根源，恣意把危机中的一些现象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十分明显，如果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即当利润率没有提高、市场状况没有好转时，任何一种信用扩张本身都不能使资本主义从危机过渡到新的高涨。
“心理危机论”
“心理危机论”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中十分流行的一种庸俗理论，它的特点是用资本家的情绪变化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代表有英国的庇古、拉文顿等，臭名照着的凯恩斯也是这种庸俗理论的鼓吹者。“心理危机论”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资本家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失掉信心的“信心危机”。根据这种“理论”，当资本家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和抱乐观情绪时，就会引起投资的增加，造成经济的“高涨”。但是，当资本家过份乐观，以致产生“乐观下的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替代乐观情绪，从而引起投资的骤减，引起对商品需求的缩小和失业的增长，形成经济危机。因此，庇古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说成是“乐观心理与悲观心理相互发生的错误”。
心理危机论”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不是资本家的情绪变化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变化，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波动支配着资本家的情绪。资产阶级鼓吹这种谬论的目的是要“论证”: 为了转变资本家的情绪和“消除”危机，就必须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预算来补贴资本家、增加国家对资本家的订货等等，保证资本家老爷们获得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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