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决策上，刘禅对诸葛亮时期的北伐政策进行了调整。他认为，连年的北伐使得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百姓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于是，他决定暂停大规模的北伐行动，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上。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经济压力，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农业生产在政策的扶持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农田的产量逐年提高。商业方面，刘禅也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他降低了商业税赋，简化了商业交易的手续，使得商业活动更加繁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政治腐败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一些官员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开始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而刘禅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决心。他对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公元 253 年，姜维接过了诸葛亮的衣钵，开始主持蜀汉的军事事务。姜维一心想要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多次发动北伐。然而，此时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局势与诸葛亮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姜维的北伐行动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粮草供应不足、兵力有限等。尽管姜维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并未能改变蜀汉在整体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公元 263 年，曹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攻伐行动。邓艾率领奇兵偷渡阴平，如一把利剑直插蜀汉的心脏。面对曹魏大军的突然进攻，刘禅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紧急召集大臣商议对策，然而大臣们意见分歧严重。主战派主张坚守成都，等待姜维的救援。他们认为成都城防坚固，只要坚守一段时间，姜维的军队就有可能回师救援。而主降派则认为，蜀汉已经无力抵抗曹魏大军的进攻，投降是避免更多伤亡的唯一选择。
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刘禅最终选择了投降。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军事角度来看，蜀汉的军事力量在长期的战争中已经消耗殆尽。姜维的军队远在前线，无法及时回援。而成都的守军数量有限，难以抵挡邓艾的精锐之师。从政治角度来看，刘禅对蜀汉政权的前途感到悲观。他认为，即使能够坚守成都，也无法改变蜀汉灭亡的命运。此外，他也担心战争会给百姓带来更多的灾难。他不愿意看到成都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蜀汉的灭亡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蜀汉的官员和百姓对刘禅的投降感到痛心和失望。他们认为刘禅的这一决定是懦弱的表现，辜负了刘备的期望和诸葛亮的心血。而曹魏则在灭亡蜀汉后，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历史的车轮向着统一的方向滚滚前进。
公元 263 - 271 年，刘禅投降后，被迁至洛阳。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开始了自己的被俘生活。曹魏政权给予了他一定的待遇，封他为安乐公。他在洛阳有自己的住所，生活上还算安逸。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无奈。
在洛阳的日子里，刘禅的言行引起了后世的广泛争议。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乐不思蜀”的典故。一次，司马昭宴请刘禅，故意安排了一些蜀汉的歌舞表演。在场的蜀汉旧臣们看到熟悉的歌舞，不禁想起了曾经的家园和辉煌，纷纷泪流满面。而刘禅却表现得十分开心，甚至说出了“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话。这一言行被许多人视为刘禅昏庸无能的表现。他们认为刘禅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完全沉浸在眼前的享乐之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刘禅的这一言行也可能是他为了自保而故意为之。在敌国的统治下，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表现出对蜀汉的怀念和复国的念头，很可能会引起司马昭的猜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选择了用这种看似糊涂的方式来麻痹司马昭，以求得生存。这种解读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刘禅所处的环境和他的性格特点来看，也并非毫无道理。
从正面来看，刘禅在执政期间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在位长达四十多年，在诸葛亮去世后，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维持蜀汉政权的稳定，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民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发展经济，改善百姓生活。例如，他在执政中期推行的一些农业和商业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刘禅也受到了许多负面的评价。他被批评为昏庸无能，在面对曹魏大军的进攻时轻易投降，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气节。他在执政过程中对政治腐败问题缺乏有效的治理，导致国内政治局势混乱。此外，他在用人方面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没有能够选拔出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来辅佐自己，使得蜀汉政权在后期陷入了人才匮乏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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