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国府财政总收入大概16亿法币左右，主要由关税，盐税， 统税 ，借债 ，其他五部分构成（值得一提的是国府收不上来最大头的农业税，由地方自己收，因为它只是算最大的一个军头，其他军头不买账）。六千万美金折合大洋，就是按照2比一的最低比例来算，也是近1.2亿银元。
这还是战前的统计，现在日军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膏腴之地，国府的财政总收入只会低不会高，也就是说这多出来的6000万美金占据财政收入的比重只会更高，绝对不算是什么小数目。
现在是战时，按理说军事至上，可作为预备役士兵的壮丁的生存环境还是和原来一样，这说明钱没有花到地方。
马良曾看过一篇关于壮丁的数量的统计，具体不说壮丁们过得有多惨，单说说数据就骇人听闻。
根据国军在43年夏天，国府兵役署长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用以补充军队。
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军政部何部长的质疑。
此时国军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按照吃空饷的惯例来看，最多五百万左右），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
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统计，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
多出来的几百万新兵去了哪里？
答案是全部死在路上，或者是死在军营里了。
因为壮丁也被做成一门生意了，上上下下压根没把壮丁当人，都当做一种发财的工具。
按照国军的兵役法来说，拉壮丁是违法的，实行的是征兵制。
在地方征兵的普遍性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被列入名单中者，抽签决定壮丁。
如果能够按照这套明面上的规则征兵，并按照更详尽的交兵、送兵原则，虽然当兵吃粮在此时国人眼中不算是什么好差事，但是也不至于出现大乱子。
可问题是这套规则在实际征兵中完全就是形同虚设。
国军基层的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一般农民想要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
而聪明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入征兵名册中的人也列进来，以便他们敲诈，给钱就换人，不给就抓走，大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
给钱了的不抓，这点诚信还是要讲的，但是上级规定的壮丁数量又必须一个不少，那怎么办呢？
抓壮丁就应运而生了。
外来户口、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和尚道士、流浪乞讨的残疾障人员或者往来客商等等都在抓壮丁的行列。
搞得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或者自己斩断自己的手指，弄瞎自己的一只眼睛自残也不愿意被拉壮丁，甚至出现回家探亲的军官被抓到另一支部队当壮丁的奇葩事件。
毫无底线的乱抓壮丁以至于逼起了后方多次民变。
地方上发财了，军队自然是不甘落后。
首先，壮丁家人送的所有财物，干粮全部给接兵官拿走。
然后，军政部给壮丁的征集费，还有路上的伙食费还是有的。
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接兵官只发给县、乡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
省下来的钱全部进了军官的口袋。
然后骚操作来了，就连这个已经被扒了一大层皮的伙食费，接兵官都会再想办法在蚊子腿上再挖一点。
在押运壮丁时，在原本伙食就差的情况下继续克扣伙食费，然后每天还继续搞强行军，一路上壮丁病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
有人会问了，壮丁死了这么多，要是交不上新兵，难道押运军官不怕军法从事吗？
事实上，死的壮丁越多，押运军官反而更高兴，因为他领到的伙食费是按照壮丁人数来计算的，为了利益他们往往会刻意想尽办法把壮丁往死里逼。
至于数量，在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再抓周边乡村的壮丁补上就行。
至于再有商业头脑一点的就利用壮丁走私，反正壮丁空着手也是走，驮着货物也是走。
于是上到鸦片，川盐，水银，钨矿，下到粮食，豆饼无一不走私，重点是由于法币在日军的操作下大贬值，这些重要战略物资大多走私给了日军。
至于这些被当做人形骡马的壮丁，在长途行军中，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又吃不饱，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累死。
这种相对于空手壮丁，生存率其实还要好一点，毕竟要运货，军官不会刻意把壮丁往死里逼，获利颇丰的他们也看不上壮丁们的那点可怜伙食费。
战事起后数年后，据外国的红十字会医生经验预估，国军抓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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