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只谈历史，不谈小说。
历史上雍正的母亲乌雅氏，在雍正登基半年后就病逝了。我们看看这半年里她的骚操作：
第一，乌雅氏对康熙的驾崩表现得极其痛苦，整日泪流满面，水米不进，宣称要以身殉葬大行皇帝。这一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给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来了一个下马威。试想，若乌雅氏只是后宫中一位与雍正毫无血缘关系的普通妃子，她这番举动或许掀不起太大波澜，但她身为雍正的生母，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雍正倘若坐视生母轻生殉葬而不加以阻拦，那必然会陷入不孝的舆论漩涡之中，而这恰好会成为政敌们借机攻击他的有力把柄。于是，雍正无奈之下，只能对乌雅氏苦苦相劝，甚至不惜以自身性命相挟，表示若乌雅氏真的选择轻生，那自己也无意存活于世，乌雅氏终究还是放弃了殉葬的念头。
第二，雍正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依循祖制惯例，新帝需向皇太后行礼。礼部在前一日便进宫面见皇太后乌雅氏，详述次日大典的各项礼节流程，然而乌雅氏却明确拒绝出席这一象征皇权交替的重要典礼。这一举动无疑等同于公然对雍正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令雍正陷入极为尴尬窘迫的境地。
雍正只得委派朝中数位宗亲和重臣前往太后居所耐心劝解，最后自己亲自出面，乌雅氏才在最后时刻极不情愿地松口答应出席登基大典。
第三，乌雅氏拒绝了翰林院为自己拟定的太后尊号（直到她死都没有接受），也不肯从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搬到皇太后居住的宁寿宫中。这一次，乌雅氏表现得十分强硬，无论是王公大臣劝说，还是雍正亲自请求，乌雅氏都不予理睬，一概以大行皇帝新丧，无暇他顾为由推脱。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即位之初，乌雅氏还公开表示：“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
面对着生母种种不合情理的表现，雍正满腹牢骚，但却不能对她发泄。只能把这腔邪火都发泄在了老十四身上。老十四很快被削除了兵权，并被派去看守康熙的陵寝。这无疑对乌雅氏又是一个新的打击。丈夫新丧，幼子又遭如此境况，乌雅氏终于承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一病不起。
《清世宗实录》记载，太后乌雅氏在清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午后一点到三点）发病，二十三日丑刻死亡（凌晨一点到三点），终年64岁。乌雅氏的身体“素称康健”，半天的时间就病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实录》上不说，《清史稿》上面也不记，倒是胤禟的太监何玉柱说：“太后要见允禵，皇上（雍正）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在封建王朝的宫廷环境里，“母以子贵”与“子以母贵”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深刻体现出母子在皇权这一特殊背景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微妙状态。康熙末年，诸位皇子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激烈角逐，兄弟间的亲情在权力的诱惑下土崩瓦解，反目成仇、倾轧诬陷之事屡见不鲜。
倘若雍正真如官方所言，是由康熙亲自选定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从常理推断，最为欣慰和喜悦之人理应是其生母乌雅氏。毕竟儿子荣登大宝，意味着她的地位将随之尊崇无比，尽享荣华富贵与无上荣耀。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乌雅氏不但未显丝毫欣喜之色，反而被种种难言之隐导致暴毙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一结果完全背离了人们基于宫廷逻辑和人性常理的预期，其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
我们再来看看雍正是怎么说的。
雍正六年（1728 年），清初文人曾静及其弟子张熙因秉持着“华夷之辨”的观念，对满清皇帝的统治心怀不满，进而四处宣扬雍正得位不正以及所谓的十大罪状，妄图游说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彼时年羹尧已死）起兵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江山。然而，岳钟琪老谋深算，假意应允，巧妙地从二人处骗得口供后，当机立断将他们逮捕，并押解回京城。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亲自审问此案，并下令将相关的上谕、曾静的口供以及曾静后来撰写的忏罪书《归仁录》等资料汇编成册，命名为《大义觉迷录》。
该书收录曾静等人指责雍正本人的十大罪状（例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雍正本人亲自进行一一辩白，驳斥这些荒谬言论。
下面是雍正对“逼母”一事做出的回应：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
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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