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的西北军，长期遭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压。1933年，杨虎城大力支持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抗击日军。在同盟军的战斗中，西北军的部分将士也参与其中，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5年，中共与杨虎城建立了秘密联系，双方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共代表向杨虎城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杨虎城深感认同，双方的合作逐渐加深。他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也能为西北军的发展找到新的方向。
1936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国内的抗日呼声愈发高涨。张学良多次怀着赤诚之心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张学良当面痛陈抗日主张，言辞恳切地说道：“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若再继续内战，国家将亡于日寇之手，恳请委员长改变政策，团结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不为所动，严厉斥责张学良，称其想法幼稚，坚持“剿共”为首要任务。11月，傅作义在绥远地区奋起抗击日军，取得了振奋人心的百灵庙大捷。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各地纷纷掀起援绥抗战热潮。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请求蒋介石开赴绥远抗战，他激动地表示：“傅作义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全国民众都在支持抗战，东北军将士也渴望能奔赴抗日前线，收复失地，恳请委员长批准。”但蒋介石依旧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这让张学良深感失望和无奈。
12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再次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苦谏，甚至声泪俱下，陈述抗日的紧迫性和内战的危害，但蒋介石却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在多次劝谏无果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卫队营在临潼华清池展开行动。当时，蒋介石居住在华清池五间厅，卫队营在孙铭九的带领下，迅速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侍卫们进行了抵抗，但在卫队营的勇猛攻击下，很快被击溃。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来不及穿上外衣，只穿着睡衣就翻墙逃跑。他在骊山山腰的虎斑石附近躲藏起来，最终被卫队营士兵发现。与此同时，杨虎城部队在西安城内迅速行动，解除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武装，成功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爆发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反应不一。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担心日本扩大侵略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他们对事变的背景和原因缺乏全面了解，错误地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受日本和汪精卫的挑唆，企图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对西安事变表示反对，并在国际舆论上发表了相关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英美等国则有着不同的考量。他们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损害自身利益。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便中国能够在抗日问题上发挥作用，从而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过度扩张。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了对和平解决事变的期望，英国也在国际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在国内，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借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进而与日本妥协。12月16日，何应钦迫不及待地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下令刘峙、顾祝同率领东西两路集团军气势汹汹地向西安推进，还计划对西安进行轰炸。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这种行径无疑是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内战深渊。
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深知蒋介石在维持国民党统治和与英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内战只会让日本坐收渔利，因此积极奔走，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途径。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进行谈判。她在谈判中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智慧，一方面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了和平解决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为蒋介石的安全和未来的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博大胸怀，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马不停蹄地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当前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安事变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如果处理不当，引发新的内战，只会让日本侵略者更加嚣张，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强调，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若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也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前途极为有利。周恩来的分析入情入理，让张学良、杨虎城深表赞同，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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