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建华问她：“那郑家是不是只让她做家务，以后嫁过去不用下地干活？”
谢赟翻翻白眼，“怎么可能。他们就是把人当牲口使唤，家里的活要干，地里的活也要干。”
办公室里的三位男同志都惊呆了，巩建华疑惑道：“不是，这都建国二十年了，怎么还有人活在旧社会呢？十多年前咱们不是就搞过‘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生产干劲大’了吗？
这句话你要是反过来理解，那是不是就是说，女同志只要承担了特别多的家务劳动，那就没法在外面多干活挣工分了？家务劳动和下地干活，这没法同时进行啊。旧社会的妇女只干家务劳动，到了新社会了，妇女同志不光要干家务，还得下地？那不是…”
【那不是说新社会还不如旧社会吗？不带这么玩的。表面说解放，实际上接着压迫？】
后面的话在李书记和钟主任严厉的逼视和谢赟目瞪口呆的表情下被他咽了回去。这家伙真是什么话都往外秃噜，什么都敢说！
巩建华讪笑道：“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郑家真的太不做人了。”
李书记和钟主任都没忍住翻了翻白眼。
钟书记提醒他：“你长点记性，想一想李大爷的事。”
巩建华连连点头。
李大爷的事是3年前发生的，1966年，那时候学校正在闹革命，还没正式罢课，为了响应号召，镇中学举办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
李大爷是一个真正的穷苦人，在请他上台忆苦思甜之前，校长也跟他进行了细致的沟通，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李大爷都一一答应下来。
大会一开始，李大爷讲的非常好，他是真的吃了苦头的人，讲旧社会对他的迫害，讲新社会对他的关怀，真情实感，听得下面的老师学生都十分动容，高喊口号，气氛非常热烈，反响特别好。
但是，李大爷讲着讲着就脱缰了，讲到了59年的大旱，粮食绝收，老百姓饿死，尽管校长反应十分迅速，冲上去捂着李大爷的嘴把人往下拖，但是，为时已晚。
李大爷的行为被定性为丑化新社会，甚至怀疑他居心不良、动机叵测。虽然他说的是真的。
当时那场忆苦思甜大会声势浩大，不光公社领导去了，县里的领导来了，任城地委也派了人过来，场面无法收拾。
公社领导、学校领导、李大爷本人都被带走审讯。
最后，李大爷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惊吓，他的人生经历完全经得起考验，真真正正的八辈贫农，问完话就让他回家了。
公社领导挨了顿严厉批评，也没啥大事，因为具体事情不是他们安排的。
校长受影响最大，直接被革职了不说，挨了好几次批斗，还被关了几个月，最后回老家种地去了。
这还是公社和县委极力维护的结果，要不是这两级领导委婉地帮他说好话，说他一直以来表现很好，校长可能就被流放大西北了。
现在的公社中学和高中的校长都是后来上任的，不是原来那一个了。
想想真是令人唏嘘。
巩建华的表情变得沉重了不少。这事是他亲身经历的。当时开大会的时候，他带着人维持秩序来着，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他也参与了。
那位校长真真是受了无妄之灾。那家伙本来就是58年下放来的右*派，原来在中央直属的某部委工作，摘帽之后也没能回去，就留在公社中学当了老师，领导看他有能力，让他当了校长，结果，一次忆苦思甜把他干回老家吃土了。
但是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五十年代提过这个口号，公社办过托儿所、洗衣厂、公共食堂，把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社会化了。没搞好。】 这事谢赟虽未亲历，但也听说了，被赶走的那位校长，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年纪不大，温文尔雅，才三十几岁。
以前她上中学的时候，校长还会不时地到各班去看一看，有时候坐在教室后面听老师讲课，和老师们探讨讲课内容。见到学生会主动点头微笑，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一点架子。
沉默了一会，谢赟问巩建华：“那你觉得家务劳动该如何分配呢？这活总得有人干。”
巩建华想了想，说道：“分情况看。如果男女在外面拿的工分一样，或者劳动强度差不多，那回到家以后，男的承担六分，女的承担四分，毕竟男同志体力还是更好点。
如果男女在外面的劳动强度不一样，男的劳动强度更大一点，那回家就平分家务。
如果他们在外面的劳动强度差很多，男的特别大，女的特别小，那回家以后，女的就多干点，男的搭把手。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男的在外面干的少，女的干的多，那回到家就是男的多干点，女的搭把手。”
李书记夸他：“没想到你还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谢赟又问：“你这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实际情况你看过吗？跟你分析的一样吗？”
巩建华诚实道：“不一样，家务总归还是女人做的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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