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妥了正事，郭嵩焘问及湘军旧友、家乡故事。
得知故人安好，家乡平安，郭嵩焘不无伤感地说道：
“当年，涤帅创办湘军，带动多少风流人物。
罗山、璞山、季高、沅甫、厚庵、迪庵诸公，皆应时而起，书生带兵，搏击功名，短短几年间，竟有白身至督抚者。
“只不过，诚如古人所说，其兴也勃焉，甚亡也忽焉。
革命军甫一发动总攻，湘军便如一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厦，轰然倒塌。
大家死的死，降的降，三十万湘军，不到半年时间便损失殆尽。”
这番话，也引起了彭玉麟的伤感。
不过，他一向关心民间疾苦，并不看重个人的得失，甚至对湘军的失败也不是特别痛惜。
彭玉麟引用了刘禹锡的诗，说道：“沉舟侧畔干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湘军已经不复存在了，未来是中华帝国的时代。
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们都要积极向前。”
这就有些劝降的意思了。
郭嵩焘绝顶聪明，自然听得出彭玉麟话外之意。
不过，他并不想轻率地背弃满清，归顺中华帝国。
第一，郭嵩焘也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中进士，点翰林，儒家名节观念还是很重的。
第二，肃顺极为信任郭嵩焘，堪称是言听计从。
清军征服朝鲜、设朝鲜为行省、将朝鲜分为三个部分，皆出自郭嵩焘的谋划。
肃顺略作修改，便呈请咸丰，照计落实。
郭嵩焘留在满清，主张多得实行，有宁作鸡头、不作凤尾的意味。
他并未接彭玉麟的话，反而问道：“雪琴，湘军大将归降帝国后，真的得到了重用？听你的意思，晟武皇帝很信任你？”
彭玉麟笑笑，答道：“晟武皇帝用人，与元太祖成吉思汗颇有相似之处，都能大胆起用降将。
所不同的是，帝国军政制度先进，文化制度更为包容。
皇帝虽用降将，但必先对其教育改造，待其融通感化之后，再赋予大权。
“湘军不同于一般的军队，大将多出自书生，百战之余，经验丰富。
愿意投降的湘军大将，大多得到重用。
譬如，左季高、曾沅甫，都得以出任革命军野战步兵师长。
杨厚庵出任海军陆战队四支队支队长。
“晟武皇帝本想让我到海军舰队任职，但我自知不懂蒸汽战舰，更不懂铁甲舰，便坚辞不受。
皇帝授我‘长江巡阅使’之职，许我专折奏事，纠弹沿江军政不法情状。”
郭嵩焘听过之后，不免黯然神伤。
他的湘军朋友们，死去的保全了名节，活着的大部分到帝国国民政府、革命军任职。
很显然，帝国朝气勃勃，日后极有可能统一中国，彭玉麟等湘军旧友在帝国很有前途。
反倒是，湘军一灭，郭嵩焘失去了靠山，在清廷处境尴尬，很多政敌暗中弹劾他。
要不是肃顺力挺他，咸丰又深知他的为人，说不定郭嵩焘早就有不测之祸了。
彭玉麟仿佛看出了他的故虑，说道：“筠仙，当今世上，晟武皇帝所创的‘杨学’为第一显学，洋务为第一要务。
晟武皇帝曾论及洋务人才，说满清幅员辽阔，只有三个人懂得洋务。
“一个是徐继畲，一个是你筠仙，崇厚算半个，文祥算半个。
徐继畲言辞犀利，不受清廷待见，闲废已久，大概不会得到重用了。
崇厚和文祥都是半调子，只能算半个洋务人才。
“只有你筠仙，学问贯通古今中外，立论宏远，能够契合中国实际，把洋务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
你又在朝廷、地方、军队历练多年，知行合一，真正是个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
郭嵩焘哈哈大笑，坦率地问道：“雪琴，你是要劝降我吗？”
彭玉麟也笑了，和郭嵩焘碰了杯酒，说道：“筠仙，你研究洋务多年，才识十倍于我。
你这一身学问、一身洋务本事，就算放在中华帝国，也绝对罕有其匹。
“良禽择木而栖。
我劝你抛离满清，到中华帝国效力。
晟武皇帝最有知人之明，又对你赏识有加。
若你归顺帝国，必得晟武皇帝的重用。”
中华帝国崛起于南方，以“复兴中华”
为旗帜，吸引了大量人才。
除了商人、读书人外，不少满清的官员也来到帝国效力。
一方面，帝国最擅长优待俘虏、统战人才，给出大量优厚的待遇，吸引官员南下。
杨烜认为，决定事业成败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为路线政策，二为人才。
路线政策是由中央制定的，确定之后就不会更改。
路线确立之后，决定事业成败的因素就是人才了。
为此，帝国的人才政策特别优厚，用人机制更为公平。
南方人口多，文教兴盛，科举人才辈出，南方籍的进士、举人始终比北方多。
很多南方官员见家乡在帝国治下发展得欣欣向荣，欣然返回南方，投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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