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均田免赋，第一要紧的便是搭建工作班子。杨烜对此极为重视，亲自挂帅。黑旗军总参谋长冯可钦、暨南军政府总参议杨国琛也深度参与此事。
冯可钦主要负责培训干部，抽调黑旗军骨干，执行分田政策。杨国琛主要负责发动佃农、官吏、开明乡绅，调查人口、耕地，确定分田方案。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王丰延，是黑旗军执行均田免赋政策的重要骨干。王丰延祖籍浙江绍兴，原是广东三水县的钱谷师爷，后加入黑旗军。
明清两代，绍兴师爷人才辈出，隐然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师爷虽不是官，却是官员的智囊、幕僚，能够影响官员决策。
清朝嘉庆帝曾讲过“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师爷属于胥吏中的上层人物，师爷混得好，照样可以呼风唤雨。
譬如，左宗棠在湖南两任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担任师爷。张亮基、骆秉章号称名臣，却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时人称左宗棠为“二巡抚”，湖南官场只知有左宗棠，不知有巡抚。
这位王丰延四十出头，老于吏事，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如今在军政府财政部田赋司担任司长，是执行“均田免赋”政策的重要帮手。
王丰延熟悉清朝赋税制度，受到杨烜等人的重视。
这天，杨烜召集开会，研究均田免赋事宜，王丰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
“愚以为，实行均田免赋，首先要清查人口、耕地。现在离春耕只有六个多月时间，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如果挨家挨户核查人口，实地丈量土地，时间上肯定来不及。
“要想抢在春耕前分配土地，就得想办法取得户书、粮长的支持。”
户书是州县户房里的书办。
书办虽是不入流的胥吏，却是各级政务的实际操办者，地位极其紧要。
满清以科举取士，挑选出来的官员饱读读书，甚是清贵，却不懂实际政务。各级衙门的基层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其中的实情、关键、决窍，为不传之秘，只在父子之间流传。
所以，书办多为世袭。特别是紧要岗位，往往由一家一姓代代相传。
乾隆五十六年，大将军福康安西征凯旋，回京向户部奏销军费。当时的户部书办，竟敢向福康安索贿两百万两白银。福康安急于报销军费，也只能忍气吞声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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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军后，也要向户部报销三千多万两军费。按当时的陋规，曾国藩要给户部书办一厘三毫的“部费”，合计四十多万两白银。曾国藩派李鸿章与户部书办接洽，把部费压到了八万两，又与户部打官司，事情闹到军机处。
军机处大佬知道湘军军费是笔糊涂账，便发话免除户部书办审核，只在户部备个案即可。户部书办们听闻湘军奏销军费，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得此消息，书办们宛如晴天霹雳，恨得咬牙切齿。
但曾国藩何许人也，即便得了军机处的指示，也不敢得罪户部书办。他日后要剿捻，要办洋务，要担任地方总督，事事都要与户部打交道。到时侯，书办们从中作梗，事情就不好办了。
曾国藩从湘军军费中凑出八万两银子，乖乖交给了户部书办。
与福康安相比，曾国藩受户部书办盘剥小，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湘军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满清中央权威的式微。
到了地方上，各级州县衙门往往设有“三班六房”。户房对应中央的户部，掌管土地、户口、漕运、救荒、田赋、派捐等财政收支事项。
户书就是户房胥吏的头头。户书是“鱼鳞册”的实际持有者，对州县的耕地、人口极为熟悉。一地有多少人口，多少田地，地主情况，户书一清二楚。
州县官员多是读书人，不懂得实际政务，又是外地人，多靠师爷佐理政务。师爷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钱谷师爷。
师爷多是绍兴人，对本地情况也不熟悉。钱谷师爷要想完成征税业务，必须与户书搞好关系。厉害的钱谷师爷，可以治住户书，从而完成年度赋税额度，又不会引起民变。
若官员、师爷都颟顸无能，户书无所顾忌，就能在田赋上大做文章。张冠李戴、欺上瞒下、中饱私囊，都是户书的本事。
官员、师爷也不愿招惹户书这样的地头蛇，只要户书帮忙完成征税额度，就对户书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古时州县，户书在胥吏中最为阔气，家境最为富裕。
幸好，王丰延是一位顶有本事的钱谷师爷，对南宁府户书的把戏一清二楚，把这位户书治得服服帖帖。
这户书心甘情愿把南宁府“鱼鳞册”献给王丰延。王丰延见他颇识大体，便也投桃报李，推荐他到南宁军政府财政处任职。
“鱼鳞册”是旧时为征派赋役、登记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
王丰延老于吏事，一眼就瞧出户书贡献的“鱼鳞册”详实可靠，年份较近。黑旗军攻克南宁城时，曾在知府衙门签押房里搜到一份“鱼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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