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即将而来的东征，杨烜叮嘱何寅道：“黑旗军已经打下了镇安、思恩、泗城三府，不久还将有大动作。打天下易，守天下难。若要治理、建设天下，更是难上加难。
“黑旗军打下这么多的地盘，如果守不好，如果治理不好，反而会成为军政府的包袱。如何守天下，如何治理天下，关键在于人才，关键在于快速培养足够多的干部。
“现在我们使用干部，主要从黑旗军中选拔人才，其次便是招纳外地的洋务人才，再就是留用各种旧官僚、地方豪强。这并非长远之计。
“黑旗军出身的干部，受过长期的教育、历练，使用起来相对比较放心。外地的洋务人才、旧官僚、地方豪强，想法各异，就不如黑旗军出身的干部。
“从长远了看，我们必须拓宽人才培养途径，尤其要依靠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各级学堂，特别是暨南大学堂，要担负起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重任。”
何寅深感责任重大，对道：“大元帅请放心，我们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大元帅的期望。”
黑旗军不断攻城略地，军政府也急需各类人才。按规划，暨南大学堂学制三年，除此之外，还设有许多速成班，大多以一年期甚至六个月短期培训为主。这些速成班的学员，多由黑旗军、军政府选送过来。
目前是军政府状态，一切以军政需求为主。这些学生从大学堂毕业后，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学堂的安排，被分配到黑旗军、军政府、企业、学校里任职。
即便如此，军政府治下人口缺口依然很大。现代政府的组织能力更强，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官吏，可以从有限的社会资源中汲取更多的力量。
杨烜志在建设现代政府组织，志在开展近代事业，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
与之相反，满清是个小农社会，官位编制很少，每个州县只有“知县”、“县丞”、“典簿”等区区三四个“正式编制”。
官员之外，则为数量众多的胥吏。譬如广西的州县，一县可有一上千个胥吏。胥吏升迁无望，没有名望，也就不要颜面了，铁了心要弄钱。
官员不懂实际政务，极度依赖胥吏办理政务，这是满清吏治恶化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军政府亦得到了传统旧官吏的支持。
军政府要建设现代政府，创办警察、邮政、税务等系统，由此也创造了更多的官职。旧式胥吏表现得好，亦可成为军政府的官员。旧官员表现得好，亦可升迁至领导岗位。
这相当于是做大了蛋糕，使更多人可以分食到更多的蛋糕。由此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不过，在杨烜看来，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最关键的还要靠教育。
教育的首要问题，又是扫除文盲。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学习起来比较艰涩，这在客观上并不利于教育的普及。
早在民国时，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很多激进派学者，都主张废除汉字，改用西式罗马字母。譬如，鲁迅先生就说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最简单易学的文字，应当是拼音文字，譬如英文、日文、拉丁文。
英文只用二十六个字母，就能表达完整的语意。即便不认识某个英文单词，亦可以根据规律拼读出单词。日文同样如此，只需掌握五十音，就能快速学习日文。
苏联成立后，将俄文拉丁化，取得了成功。我国亦曾想学习苏联，创造拼音文字，甚至探讨过汉字拉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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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字有其独特性，字数太多、同音太多。譬如，“张”与“章”读音相同、“逝世”与“世事”相同。如果创造拼读汉字，难以绕开这么多的同音词。
最终，我国选择了简体字、拼音相结合的方式，扫除了文盲。
汉字堪称是全球最古老的汉字之一，已有三千多年使用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结晶。
然而，清代以前的汉字都是繁体字，虽然字形优美，却复杂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譬如现在简体“龙”字，繁体字写作“龙”，很容易写错。
而在封建社会，我国的文盲率高得惊人。清末时，清廷推行新政，大力鼓励教育。即便如此，当时的学部曾经做过估计，当时“粗通文墨者”约有三百万人，占人口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一。
广西属于边远偏僻省份，少数民族众多，文盲率更高。
杨烜大力推动扫盲运动，亦深感繁体字复杂难学，下决心改行简体字，实行拼音教学。
作为一名穿越者，杨烜可以轻松写出数千个简体字，亦可以利用小学知识，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上精准的读音。
特别是拼音，对于语文教育极其重要。因为汉字乃是表意文字，又称语素文字，本身并不能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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