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传入中国后，给中国带来了难以估计的灾难与耻辱。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身为一名穿越者，杨烜深知鸦片的危害。可以说，鸦片不除，华夏就没有振兴的希望。
根据后世档案，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香港、澳门的每一家洋行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鸦片贸易。
仅香港一地，储存在香港的鸦片常年高达箱，总价值约为8300万元，合白银5893万两。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亦不遑多让。
而当时满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还不超过5000万两白银。如此多的国民财富，都消耗在鸦片上，发展工商业还从何谈起？民族振兴还从何谈起？
杨烜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此刻便绝然说道：
“公使先生，您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鸦片损害健康，鸦片贸易是罪恶的，也是不道德的。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厉行禁烟，是我们军政府的一贯主张，不会丝毫动摇。作为补偿，我们会开展更为广泛的工商业合作，通过正常的商品贸易维持我们之间的贸易平衡。”
从内心深处，文翰深处亦不认同鸦片贸易。他祖上靠奴隶贸易发家，为真正的英国贵族所不耻。文翰很想洗白家族，支持鸦片贸易显然不会增加文翰家族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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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翰深知鸦片贸易对于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对杨烜以其他货物代替鸦片贸易的提议表示怀疑。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说道：
“将军，您忘了，英中《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中明确规定，鸦片本就是药品，属于合法的贸易商品。”
《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就五口通商问题签订的条约。
在英文版中，鸦片明确译为“opium”，即鸦片、麻醉剂之意。但在满清官方文档中，清廷为了遮羞，常用洋药代指鸦片。
在明面上，满清仍持禁烟立场。但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都默许鸦片贸易。1843年，仅广州一城，就有20余处鸦片窑口、五六百家鸦片铺子。
后来，清廷干脆扯下遮羞布，向鸦片征税，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厘税长年占据国家税收十分之一以上。官府对鸦片税非常依赖，已经无法再奢谈禁烟了。
此刻，文翰把鸦片说成是合法贸易商品，无异于掩耳盗铃。
杨烜勃然变色，非常不悦地说道：“公使先生，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鸦片是鸦片，洋药是洋药，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鸦片制作成鸦片酊，可以止痛、镇热、解乏，方能称之为洋药。如果只是使用烟枪抽食，则只能是鸦片，不能是洋药。
“所以，我们军政府支持洋药，允许进口洋药。反对鸦片，严禁进口鸦片。这个严禁鸦片的立场，是全体华人的立场，不唯军政府这样做，满清政府、太平天国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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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博大精深，满清可以把鸦片说成是洋药，军政府也能在洋药的定义上做文章。
如果军政府能把鸦片与洋药区别开来，就能为禁烟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军政府就能避免与洋人决裂，同时行禁烟之实。
果然，文翰对此无法辩驳。洋人看重条约，杨烜的解释与条约精神并不违背。
杨烜继续说道：“公使先生，军政府立志发展工商业。贵国在鸦片贸易上的损失，完全可以从正常的工商业往来上得到补偿。
“现在英国生产过剩，大量资本无处投资，证券、国债等公开市场收益在百分之二点五以下。我们军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并不是随口说说的。
“军政府不仅主张开放通商，还欢迎外国商人前来投资设厂。譬如，贵国资本可以在我国投资铁路，可以投资兴建工厂。我国人力成本低，市场广阔，我们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现在岭南还没有一条铁路，也没有一条电报线。我们正准备从外国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在岭南建设铁路、电报网。如果贵国商人前来投资，利润可比鸦片贸易多多了。”
满清非常顽固，对铁路、电报等新事务非常排斥。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令今人匪夷所思。
譬如，洋人擅自在租界修建铁路，清廷极力反对，高价回收后拆毁。后来，洋人又不顾清政府反对，再次修筑铁路。满清已不像上次那样抵制铁路，却同样收购了铁路，改以马拉火车，避免机车破坏风水，惊动祖先灵寝。
杨烜主动提出修建铁路、电报线，令文翰眼前一亮。身为英国在华商务总监，文翰已经听到风声，说杨烜正在联络外商，邀请外商前来岭南投资。其中的中间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任行首伍崇曜，另一个是黑旗军海军参谋长唐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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