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各国公使也不是没尝试着和“大阿哥”党里的人接触，可这些人一个个眼高于顶，在各国公使面前还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而在实际事务中，更是一副施舍的样子，或者干脆就是你说的任何话，我都反对，你只能按照我的办法来。
对此各国公使已经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大阿哥”党是一个顽固的、目光短浅的、没办法交流的、愚蠢的人组成的松散的利益团体，是不值得各国进行政治投资的。
双方闹的并不愉快，甚至载漪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成为皇帝，各国的洋人是出了大力气的。
“我大清国的皇帝，我们自己说了算，怎容你们这些外人指手画脚！”
“大阿哥”党这些人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溥俊推上皇位。而要想成事，就要铲除挡在这条路上的绊脚石。而刚毅、载漪等人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外国列强。
这时“大阿哥”党再次想起来了鲁地的义和团。
义和团仇视洋人，而且人数众多，且还敢于杀洋人，这不就是天然的利刃么！“大阿哥”党认为义和团正好能让其为己所用，这不正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么。
可是尽管端郡王一个劲的鼓动慈禧太后，但是秉政多年的慈禧太后政治感觉是灵敏的，她不会轻易地让皇室成员决定朝廷的重大政策。她的主要顾问仍然是心腹重臣荣禄、庆亲王奕匡和礼亲王世铎这批老资格重臣，这些人一直强调要谨慎行事。
同时，“大阿哥”党内部同样仇洋的军机大臣刚毅和大学士徐桐等人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公开站出来支持一场农民的造反运动。
所以从庚子年正月到四月初，朝廷对付拳乱的主导方针可以说有下列三个要点：
第一公开禁止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
第二对拳会施以兵威，如不从则用实力进剿；
第三对没有参与攻打教堂和教民的拳会组织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直隶总督裕禄察觉到朝廷的风向发生了变化，一改之前对义和团无论胁从一概剿灭的态度。
鲁地的义和团已经被袁世凯逼的走投无路了，正好发现直隶地区竟然不像鲁地这样，各路义和团纷纷从鲁省进入直隶地区，而袁世凯也乐得看到义和团离开鲁省的地面。
……
甲午之前，大多数欧洲列强对深处远东的大清并没有领土方面的要求，大多采取租界军事港口、侵夺路权和矿权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大肆侵占中国利益。
例如英国就把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看中的是大清的西南及广西；德国则盯上了山东；美国刚开始盯上了朝鲜半岛，现在也把触角伸向了山西、陕西及河南等地。
俄国则从最开始盯着大清的西北，到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后，又盯上了大清的东北地区，日本则早早就制定了其“大陆政策”，先占朝鲜，再下满蒙，最后图谋中国。
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让日本率先展露了其鲸吞大清的野心，而大清在战争中的表现也让列强看到了大清的外强中干。
可日本的战略目标和俄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列强之间在远东的第一次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五国还辽”。
由于大清甲午之战战败，随后引发了后瓜分狂潮的兴起。瓜分危机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甲午战争以后，发生中国的政治事件从原来对列强们来说不重要的问题变成了它们深为关切的问题。
俄国在“五国还辽”之后，继续把触角伸向朝鲜半岛，这让英国长期以来试图在中国建立所谓“自由贸易”帝国的野心正在受到其他列强的严重挑战。
事实上，新一轮的争夺利益的斗争已经开始，在这之中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只是他国的态度，与清廷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基于这一重要原因，各国公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中国通”被调离京城。白景杉最熟悉的是德国公使马克斯·巴兰德、法国公使施阿兰和美国公使田贝。
接任马克斯·巴兰德的绅珂和海靖都是非洲事务专家，就是现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也只是在上任十年前担任过驻华使馆代办；接任施阿兰的毕盛同样是从非洲调过来的；美国则用国务卿海约翰的朋友、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康格取代驻华13年的田贝。
意大利急调驻开罗的、在非洲主力外交官马蒂诺，结果此人在“三门湾事件”中犯下大错，不仅成为公使团的笑柄，也让意大利在清廷面前丢尽了脸面。他被撤职回国后，接任他的是他当年在开罗的助手萨尔瓦葛。
无独有偶，英国也派来了非洲事务专家，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也被破格提拔，派往中国。
窦纳乐认为视中国为文明国家的看法大错特错，“中国通”赫德就曾私下和人评价他：
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视中国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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