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伦敦各大报纸头版不再只有官方的迎宾照片，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从南岸巷口流出来的私人合影。
其中一张最受欢迎，瓦列里和三个皇家空军女兵并肩站着，他正低头听其中一人说话，姑娘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报纸标题只有一句：“他就在我们中间。”
《每日镜报》印了整整一版读者来信，一个住在南岸的寡妇说她丈夫战死在法果，那天瓦列里路过她家门口，和她握了手还拍了合照，她觉得自己这几年攒下的所有悲伤都被那只手暖了一下。
这封信让整座城市的心都软了。
人们不再只是把他当成神话里的红色元帅，而是当成了一个愿意在清晨走到普通人中间、替一个卖橘子水的老太太捡瓶盖的邻国人。
这种亲近感直接变成了英镑和先令。
照相馆生意火爆，许多家庭把和瓦列里的合影冲洗出来，配上银色相框，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相框店，胶片店，照片冲印铺排起长队，柯达胶卷在南岸几家店里半日售罄。
那辆被瓦列里靠过的桥栏成了拍照点，人们排队轮流倚在那儿，摆出各种姿势，旁边竖起了一块小小的木牌：“1945年胜利之春，瓦列里元帅曾在此与伦敦市民合影。”
酒馆老板们迅速推出“南岸特饮”，杯垫上印着那张最着名的合影。
织造厂连夜赶制印有元帅侧影的绣花手帕，百货公司门口挤满了从全城各地赶来的家庭。
丘吉尔在唐宁街看着最新一期的税收快报，把雪茄慢慢按进烟灰缸，靠在椅背上笑着对史密斯爵士说：“阿诺德，看来我们不用留他，他就已经替财正部上班了。”
史密斯爵士扶了扶眼镜，补了一句：“而且比他指挥一个方面军还高效。”
两人相视而笑。窗外的伦敦仍在沸腾，像一锅被和平煮沸的热汤，而瓦列里还没走。
莫斯科。
瓦列里远在伦敦，而苏联国内的春天正从每一扇重新打开的窗户里涌出来。
红场上的人比战时多了一倍不止，人们不再只是抱着面包配给卡低头赶路，而是会停在果营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新摆出来的棉布衬衫 印花连衣裙，自行车和收音机。
胜利日临近，莫斯科的街灯整夜亮着，像给这座熬过了四个寒冬的城市披了一层不会熄灭的暖光。
街道两旁的建筑还在陆续修复，但已经有人在阳台摆出天竺葵，红色的花团从灰白的墙面里冒出来，像一小团一小团的信号，告诉整条街，春天来了。
果营面包店门口依然排队，但队伍里没人再为了半斤黑面包争吵。
玻璃柜台里除了传统的黑面包，还多了小圆面包、黄油面包和撒着粗糖粒的甜面包。
主妇们用围裙角擦干净手，再把配给卡递给售货员，出来时提包里鼓鼓囊囊，有人还多买了几块新出的水果糖。
糖果店的门脸重新刷了漆，橱窗里用锡纸折成的小红星串成风铃，风一吹就轻轻碰撞。孩子们把脸贴在玻璃上，手指在霜气里画着圈，数里面花花绿绿的糖块。
一个老售货员笑着。
“以前只有新年才能这样摆，现在天天像过年。”
工厂区烟囱林立，重新响起的机器声比春天的雷还早。
莫斯科汽车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镰刀锤子钢铁厂的车间全部开工，三班倒的工人穿着新发的工作服，在厂区门口的小吃摊前买热腾腾的肉馅饼。
小吃摊是用旧铁皮车厢改的，摊主是个从列宁格勒围城逃出来的厨娘，她做的鲱鱼配土豆和热茶在厂区一带出了名。
每天中午，工人们围在她的推车旁，捧着搪瓷碗边吃边聊。
“前线元帅同志在伦敦跟英果人吃国宴，他们在家门口吃这个，也不差。”
厨娘抹着围裙笑。
“那怎么一样，人家元帅同志吃的是烤牛肉，你们吃的是鲱鱼。”
工人们起哄。
“等战争彻底结束，让瓦列里同志请全苏联吃一顿烤牛肉。”
众人哈哈大笑。
集体浓庄的春耕也早就动了起来。
曙光计划拨下的拖拉机和化肥一批批运到各加盟共和果，从唔柯蓝的黑土地到西伯利亚的垦区，到处是翻耕后的深褐色田野。
一架架新的“斯大林格勒”牌拖拉机在田垄间突突突地跑，犁铧切进土里，把战火燎过的荒草翻到下面。
田埂上，农庄庄员们蹲在拖拉机旁吃午饭，黑面包加腌黄瓜，再喝一口兑了蜂蜜的茶。
有人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报纸，上面有瓦列里在伦敦参加胜利日阅兵的照片。
一个上了年纪的庄员眯着眼端详了半天。
“咱们的元帅同志走到哪儿都这么精神，将来他回来，咱们也给他烤点自家地里长出来的面包。”
旁边人笑着说。
“元帅同志什么面包没吃过？”
老庄员咂咂嘴，把报纸折好塞回怀里，认真地说。
“那不一样，这是胜利之后的第一茬麦子磨的面，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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