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吴与统一全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初步终结，为中国的再次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过程涉及众多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交织与相互作用，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格局与各方势力的兴衰消长。
曹魏后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司马氏家族逐渐崛起并掌控了政权。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成功击败曹爽集团，为司马氏专权开辟了道路。此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接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内部的统治地位。司马昭掌权期间，其野心勃勃，意图代魏自立，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尚未统一的蜀汉与东吴。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政治和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落。姜维虽多次北伐，但蜀汉国力损耗严重，且内部政治斗争不断，宦官黄皓弄权，使得朝政混乱。司马昭看准时机，于公元 263 年派遣钟会、邓艾等将领率大军伐蜀。钟会在正面战场与姜维对峙，牵制住了蜀汉的主力部队，而邓艾则出奇兵偷渡阴平，穿越地势险要、人迹罕至的山区，直捣蜀汉腹地。刘禅在成都面对邓艾的突然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最终选择投降，蜀汉就此灭亡。蜀汉的灭亡使西晋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不仅增强了西晋的国力与威望，还打破了三国之间原有的战略平衡，使东吴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在灭蜀之后，司马昭本有进一步伐吴统一全国的计划，但他却在公元 265 年病逝。其长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爵位和司马氏家族的政治遗产，并于同年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正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司马炎登基后，在巩固内部政权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规划灭吴统一大业。
从政治层面来看，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与稳定国内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曹魏旧臣和世家大族，确保各方势力在西晋政权体系内的利益平衡。一方面，他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保障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以此换取他们对西晋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司马炎也注重对官僚队伍的整顿与建设，选拔有才能和忠诚的官员充实朝廷各个部门，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与管理。在对待宗室问题上，司马炎采取了大肆分封的政策，封司马氏宗室子弟为王，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军政权力，希望借助宗室力量来拱卫皇室，防止类似曹魏政权被权臣篡夺的情况发生。然而，这一政策在后来却引发了严重的内乱，成为西晋政权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济方面，西晋初期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政策。由于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受重创，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司马炎政府鼓励垦荒，颁布法令减免垦荒者的赋税和徭役，吸引大量流民回归土地，开垦荒地，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例如，在一些地区修建了灌溉渠道、堤坝等水利设施，有效保障了农田的用水需求，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西晋政府还重视商业的发展，采取措施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流通。在一些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设立商业集市，鼓励商人进行贸易活动，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西晋在灭吴之前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军事准备方面，西晋自司马昭时期就开始谋划对吴作战的战略部署，司马炎继位后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西晋在蜀地和长江上游地区积极打造水军力量，训练水军将士，建造战船。由于东吴凭借长江天险长期割据一方，拥有强大的水军，因此西晋若要灭吴，必须建立一支足以与之抗衡的水军力量。在将领选拔上，司马炎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如羊祜、杜预、王濬等。羊祜长期在荆州前线负责对吴军事事务，他在任期间，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他积极加强军事防御工事的建设，训练士兵，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他对东吴边境地区的百姓采取怀柔政策，减轻赋税，发展贸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民心，使得东吴边境地区的军民对西晋逐渐产生好感，甚至有不少人前来归附。羊祜还注重情报收集工作，对东吴的军事部署、政治动态等了如指掌，为西晋制定对吴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杜预则是一位博学多才、精通军事谋略的将领。他在接替羊祜出任荆州都督后，继承和发展了羊祜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加强了西晋在荆州地区的军事力量。他积极筹备粮草物资，训练士兵，同时对东吴的军事弱点进行深入分析，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杜预认为，东吴虽然有长江天险，但内部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低落，且防线漫长，难以处处兼顾。因此，他主张多路并进，对东吴实施全面进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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