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坊站熙熙攘攘的安检口，周围人群来来往往，嘈杂的人声和行李箱滚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老人家名叫刘贵，已过古稀之年，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一头稀疏的白发在风中微微颤抖。他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打工生活，就像一本写满了艰辛与无奈的旧书，每一页都承载着为生活奔波的苦涩。
此刻，刘贵满心都是归家的急切，可命运似乎在这时候给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当安检员李芳告知他，行李中的刀具属于违禁物品，必须按照规定没收时，他那原本就紧绷的神经瞬间断裂，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瞬间失控。
李芳和客运员常明，一个耐心地解释着铁路安检的规定，试图让老人明白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一个则用温和的态度安抚着老人激动的情绪，希望能让他冷静下来。但刘贵此时就像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完全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只见刘贵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重地往地下一躺，那声响引得周围的旅客纷纷侧目。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像是在与无形的敌人搏斗，嘴里大声叫嚷着：“你们欺负人！明明是你们把我推倒的，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他的脸上写满了无理取闹的神情，那副模样，任谁都能一眼看出他是在耍赖。尽管安检口上方的监控如同一位公正的旁观者，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事情的经过，可刘贵却笃定了没人能拿他这个老人怎么样，撒泼耍赖的劲头愈发强烈，仿佛要把这些日子在打工生活中积攒的所有不如意，都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就在现场陷入僵局之时，车间主任匆匆赶到了现场。这位车间主任平日里行事就有些独断专行，做决策常常凭借第一印象，很少耐心去了解事情的全貌。他刚到现场，脚步还未站稳，只是匆匆瞧了瞧躺在地上的老人，便不由分说地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扣在了李芳头上。他眉头紧紧皱起，形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中带着几分责备，语气强硬得如同下达命令一般说道：“李芳，你是怎么做事的？连个老人都应付不好！一点方式方法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问题，让老人在旅行途中这么不愉快！你这根本就没尽到安全人员的责任！”他的声音在嘈杂的安检口格外刺耳，周围的人都不禁为李芳感到不平。
这话一出口，站在一旁的民警和客运人员都气坏了。民警原本严肃的脸上，眉头皱得更紧了，眼神中满是不满，心里暗自想着：这车间主任怎么能不看事实就随意指责呢？铁路安检规定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李芳一直都是按规定办事，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客运人员们也纷纷交头接耳，对车间主任的做法表示质疑，有的小声议论着：“这也太不公平了，都没调查清楚就责怪李芳。”
常明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一向为人正直，看到李芳被冤枉，正义感驱使他赶忙上前想要劝解。他一脸诚恳，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地说道：“主任，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您先听我解释……”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车间主任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脾气瞬间爆发。车间主任猛地转过头，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般，恶狠狠地盯着常明，大声呵斥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还敢管我们的事儿！你一个新来的，连正式客运员都不是，只是个学习客运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你凭什么插嘴？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多嘴，我现在就可以让你待岗，别在这儿碍事！”他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
常明被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弄得满脸通红，就像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他的嘴唇微微颤抖，想要辩解的话在喉咙里翻滚，却被硬生生地堵在了那里。在这个陌生的工作环境里，他只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面对车间主任的权威，他感到深深的无力。他是微服来当客运员了，连名字都改了。
而躺在地上的刘贵，看到这一幕，嘴角竟然隐隐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那一闪而过的狡黠，仿佛在为自己引发的这场混乱而暗自高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无理取闹达到了某种目的，这种混乱的局面让他找到了一种扭曲的满足感。
常明看着眼前混乱不堪的场面，心中满是无奈与焦急。他深知，若不尽快想出办法平息这场风波，局面只会愈发难以收拾。于是，他强忍着内心的委屈与愤懑，再次伏下身去，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而诚恳，对着躺在地上耍赖的刘贵说道：“刘大爷，您看要不这样，这把刀多少钱？我们把它收了，然后把钱给您，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也别再僵持下去了，您还得赶车回家呢。”常明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安抚着旁边眼眶泛红的李芳，示意她稍安勿躁。
刘贵听到常明的话，原本还在大声叫嚷的他，突然压低了声音，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见大家都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心中暗自得意。他故意拖长了声音说道：“我看你们也不容易，那织物厂（可能是老人对刀具来源或用途的一种模糊表述）的这把刀，怎么说也值点钱。就这样吧，你收了这把刀，给我200块钱，你看中不中？”说这话的时候，他紧紧盯着常明的眼睛，似乎生怕对方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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