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由龙华民率领的使团，从澳门出发走陆路到广州，他们需要先拜会并花钱打点两广总督陈邦瞻及以下的大小官吏。礼部的函件不是圣旨，没有通关文书的效果，所以该走的程序还得走，该拿的文书的还得拿，该花的钱还得花。
在拜会了广东官场之后，耶稣会龙华民使团取道海路从广州奔杭州，其间由广东水师押护。
抵达杭州后，一行人还是照例先拜会浙江巡抚兼提督军务苏茂相及以下各司衙门，重复走程序、花钱、拿文书的过程，等到把相关的手续办齐全了之后，再走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赴天津。这其实也就是把信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只不过其中加了一些朝廷公函遇不上的关节。
龙华民原本还想带着使团先去一趟南直隶。
南京教案后，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遭到重大打击，各处教堂、修道院被关闭，除少数受到华人教友庇护的传教士得以留在内陆，其余全被驱逐至澳门。
但耶稣会并未就此放弃，既然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徐光启，那就不愁找不出第二个，所以龙华民派遣金尼阁神甫赴南京展开交往活动。
如果能得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形成一股稍有声量的势力，让他们在面对类似南京教案这样的攻击时不至于四面楚歌。至少能让皇帝在做决定的时候多一些有分量的建议。詹事府少詹事、江苏学政的声量还是太小了。
万历四十八年春，金尼阁拿着耶稣会给他的五千两银子的活动经费抵达南京。按照计划，他将游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所有城镇，并寻找诸如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这样的志同道合者。
可花在广、杭二州上的庞大开支，使耶稣会使团放弃了这个昂贵的想法。杭州到天津这条路上还有十余座重镇，能少一笔就少一笔吧。
最终龙华民只派了汤若望一人，带着少量护卫去南京通知金尼阁搁置计划赶赴北京。
由于礼部的正式函件上只有邀请耶稣会进京面圣的内容，并未提及这一船货物，而徐光启那封要人、要钱、要货的信又是未开封的私人信件。贸然拿出来不仅不会有用，反而有可能给新任礼部尚书的政敌递刀子。
所以，船上的东西很自然地被沿途守关把卡的官吏当做商品处理。既然是商品，那就得有税费、规费与孝敬。
到天津时，澳门议事会专门为此行准备的二万两路费几乎被花了个干干净净。
要去真顺着长江去了南京，再折回大运河，恐怕就得从献给皇帝的礼金里掏钱出来了。
看起来，耶稣会和澳门议事会似乎很懂大明官场的规矩，还知道带“路费呈仪”。但实际上，他们其实只知皮毛，而不知其中深意。
如果他们去了南京，并请托南京锦衣卫挂本部衙门旗，以随护的名义将他们送至北京，那这趟旅途的路费起码能省一半。
沿途守关把卡的官吏不敢查挂着锦衣卫旗帜的船，也就没有规费与孝敬这一说了。
假如耶稣会龙华民使团去南京贿买锦衣卫，那礼部的函件就能发挥超常的作用。
函件上明确写了要求他们进京面圣的内容，南京锦衣卫带他们去北京是名正言顺的护送，不会有任何问题。锦衣卫只需要确定船只里没有倭寇，就可以装作不知道船舱里有什么货物。
面圣嘛，带贡品很正常。既然税吏卡官能把船货当成商品，锦衣卫就能把船货当成贡品。谁叫礼部的函件上只写了面圣。
在人货装船、离开澳门差不多一个月后，使团抵达天津。这标志着这段走走停停、不断孝敬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天津，原名直沽。明惠宗建文二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直沽发兵南京，与其侄子朱允炆展开了并不漫长的皇位争夺战。两年后，洪武三十五年、同建文四年，明太宗朱棣即位，年号永乐。
为了纪念“靖难”壮举，朱棣改“直沽”为“天津”。“天”即天子，而“津”则是渡口。故所谓“天津”即“天子渡河之地”。永乐二年，在三岔河口西南小直沽一带，设卫筑城，称天津卫。
永乐三年和四年，朱棣又分别设置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永乐初，三卫共有屯田兵一万六千名，负责拱卫京师。万历四十八年，天津三卫有兵几何已不可考。
“佛郎机人？”因为每天都有各种货船顺流而上赶赴北京，所以直到停船之后半个时辰，天津卫指挥佥事姜广纯才带着一队卫兵登上耶稣会使团的船。
“大人，这是礼部的函件。”龙华民作揖后，把礼部的文书递给姜广纯。
姜广纯接过文书，很快就看完了。“面圣？哼！”他没有对面圣的事情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你们佛郎机人还真是会做生意。”
他的言下之意很明确，你这船里装的东西是货。
“大人，规矩我们懂的。”龙华民拿出上一个关口的文书和六张一百两正的银票。“杭州宣昌记的票，钱庄的暗语也夹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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