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隆当然不愿意做这件事，他连战场抗命都敢做，这件事他自然也不想就此屈服。在李继隆看来，有了夏州城握在手里，大宋就可以在此驻兵继而时刻对李继迁形成威吓和震慑之势，这就像时刻顶在李继迁身后的一把利刃。另外，李继隆还认为宋朝可以在夏州和银州等城池之间再增设诸多的堡垒和军寨并使之连成一线交相呼应，这样不但可以一步步地压缩李继迁的生存空间，还可以在李继迁再次围城作乱之时随时掐断他的后路和补给线。
李继隆的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后来范仲淹对付西夏的“堡垒战术”的雏形。遗憾的是，当李继隆派遣他的弟弟李继和随同秦翰一道回到开封将自己的这一套想法以书面形式奏报给朝廷时，早已对此事达成共识并形成决议的宋朝中书省的各位大佬以及赵光义本人都是不屑一顾，史书对此的记载只有三个字：皆不报。这就是说朝廷对于李继隆的这份奏请不但不予重视和采纳，更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换言之，之前下达的拆毁夏州城的指令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执行。
按照李继隆的这套构想，宋朝势必需要为此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大搞基建，在这之后还得投入相当的军力去常年驻守这些军寨，如此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军费开支。无奈的是，这恰好是宋朝眼下的一大命门之所在。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里，宋朝很富足，这是一个根本不会为钱财发愁的朝代，但事实却绝非如此，终北宋一朝其实都在为钱财发愁。诚然，他们每年挣得很多，但另一个事实就是他们花得比挣得更多，尤其是军费和政府行政开支这两大顽疾更是直到其灭亡之日也未能解决——这正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导致宋朝积重难行的冗兵、冗官和冗费的问题。
关于“三冗”的问题我们在今后讲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再来细说。放之于此时，常年对外作战的宋朝为了在北方尤其是在河北方向防备辽国的入侵已经在军备上面花费甚巨，宋朝甚至是为此不惜牺牲了河北的大量农田改种木林以及广建水塘用以阻挡辽军骑兵的进犯，如果此时在西北方向再养一头吞金兽，那宋朝的财政状况必然会因为军费的暴增而雪上加霜，要知道太宗时期的宋朝在财力上可是没法与后来的真宗、仁宗和神宗时期相提并论。
有鉴于此，宋朝中央政府站在全局的角度去审视李继隆的这份申请报告时也就很容易做出将其一棍子直接拍死的决定。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与其为了对付李继迁这么一个“小土匪”而大量耗费宋朝的国力，宋朝倒不如索性毁了夏州，这样做虽然很像是“毙敌一千自损八百”，可如此一来，宋朝自然就不会在一片废墟之上耗费哪怕半个铜板，至于那些军寨和堡垒就更是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毁掉夏州城对宋朝几乎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害，几乎不会让宋朝方面感觉有丝毫的痛感，但这却可以让李继迁痛得哭天喊地，因为此举丝毫不亚于宋朝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白月光”。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拆毁夏州城倒也说得过去。
身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作为一个完全站在军事角度上去看待和考虑问题的军人，李继隆当然对于拆毁夏州城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在煌煌圣谕面前，他最后只能听命拆毁夏州城并尽迁城中百姓于银、绥、宥、静等州安置。
还是那句话，此时没有人能够提前知道李继迁最后会成为一条搅动历史风云的蛟龙，更无法预知往后由他所创下基业的那个西夏国会对宋朝为祸百年，否则大宋此时的这帮君臣一定会以倾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把尚未修炼成精的李继迁给彻底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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