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公元947年—公元1004年），字太初，洺州肥乡人（今河北邯郸永年区）。公元980年甲科进士及第，公元986年任知制诰，公元992年拜给事中并出任参知政事，公元998年出任宰相，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监修国史。公元1004年7月薨逝，享年五十七岁，死后被追赠太尉并中书令，获赐谥号“文靖”。
关于李沆，我们还是得在他告别之际为他说点什么。其实，我之前对吕蒙正的那些溢美之词是完全可以引用在李沆的身上，因为这二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这里我想另外再说点别的。
若要论及历史知名度，李沆的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无人知晓（当然，我说的是在民间层面），可他对赵恒的重要性以及他对宋朝的贡献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言尽的。相比吕蒙正的德高望重以及其识人之明，李沆与之相比其实毫不逊色，他俩都是咸平年间宋朝的镇国之臣，堪称国之两柱石。参照历朝历代的宰辅大臣，能够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且在个人德行操守上做到毫无瑕疵的人并不多见，而能够做到天下为公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但李沆正是其中之一。
别的朝代先且不谈，单论北宋而言，诸如丁谓和蔡京之辈确实有才，而且这二人在位居宰辅之前着实堪称国之良臣，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荣登相位，可在这之后呢？手握执政大权的他们不再一心谋国谋政，而是开始谋一己之私利，他们身上之前被隐藏和压抑的本性和本能开始毫不掩饰地暴露。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开始穷凶极恶地打击异己，开始不择手段甚至是昧着良知去逢迎皇帝的喜好，至于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统统被他们晾在了一边。
权力对于这类人而言是毒药，他们也由此而变得与之前的那个自己判若两人，他们成了魔鬼，国之能臣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国之妖孽。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对于之前的他们来说确实重若泰山，但在手握国家权柄之后这个词变得轻如鸿毛。说一千道一万，只需四个字就能解释这一切——德行有亏。
一个人的德行是需要靠修养的，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奋斗之路上都会经历风吹雨打，更极端的情形甚至会遭遇烈火的炙烤，意即所谓的蜕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人倒在了半路上，只有一少部分的人活着走了出来，我们把这类人称之为“人杰”。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人杰里面也是有分类的，类似于丁谓和蔡京这种人在经历蜕变之后所秉持的人生理念就是——世界待我以痛，我必让其加倍偿还且要无尽地索取。在他们的对立面，那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人杰——世界待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吕蒙正如此，李沆亦是如此。
诚然，李沆并不像吕蒙正那样在人生的早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苦楚，但他最为可贵的就是始终保持住了自己的初心。如果说吕蒙正的德行操守是经过淬炼而成的，那么李沆则是天然而成，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君子，他的筋骨和气节从始至终都刚直和淳正。有这样的两个人执掌国政，宋朝想乱都是不可能的。有他们在，国家的正气就在，即使有宵小之辈混迹于朝堂却也不敢冒头，只能老实做人。
正气对一个人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而言则更是如此。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变成奸贼并非是个人操守有多么的高洁，而是他没有机会做奸贼，他没有找到可供其生存的土壤。
天有正气满地春，国失正气妖孽生！
如之前所言，德行和正气这类东西说起来有些缥缈，我们来看看李沆具体的一些言行就可以看出这位被赞誉为“圣相”的宰相到底是何许人物。
赵恒初登帝位之时，李沆将国家发生的水灾、旱灾以及匪盗之事全都逐一奏报，当时的参知政事王旦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他认为赵恒作为皇帝不用知道这么多，这些事由他们这些宰执大臣全权处理了就行了。
对此，李沆当即反驳并告诫王旦：“陛下年少，这些事必须要让他知道，如此他才能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学会体恤百姓。要不然，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的他就会流连于声色犬马，抑或大兴土木追逐享受。国家眼下并不太平，所以陛下还不至于此，但如果将来天下得以大治，那么这些问题和隐患迟早会出现，我到时候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但你王旦将来必然会面临这些问题，此实乃汝辈之忧也！”
果不其然，李沆这话一语成谶。澶渊之盟以后，赵恒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应验了他的担忧，而此后位居宰辅的王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些失职。
这是李沆的远见，而他的刚直在刘娥被封为美人之事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恒更早之前本是打算直接封刘娥为贵妃，他把手诏都拟好了，然后命令太监拿着手诏去找李沆拟旨，李沆的反应是直接当着那位太监的面将赵恒的亲笔手诏给烧了并让太监传话给赵恒：“你就给陛下说，我认为此事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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