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寒风像锉刀一样刮过乌辛斯克的每条街道，似要把每个人的皮肤都磨得粗糙发红。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躲进高高的衣领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国营商店。他的靴底已经磨得发亮，踩在结冰的人行道上发出空洞的声响，就像这座城市里所有其他声音一样——空洞、干涩、缺乏生命力。
商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人们像被霜打过的白菜一样蔫头耷脑地站着，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成小小的云朵，又被寒风迅速撕碎。伊万排在队尾，眼睛盯着商店那扇斑驳的木门，仿佛那后面藏着什么神秘的宝藏。
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伊万低声嘀咕着，声音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他的嘴唇干裂，说话时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其中一颗已经缺了角。
排在前面的大婶转过头来，用浑浊的眼睛瞟了他一眼，又迅速转回去。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时候多管闲事。乌辛斯克的人们早就学会了闭嘴的艺术——闭上嘴巴，低下头，把希望像藏私酿酒一样埋在地窖最深处。
伊万没有闭嘴。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像是在对整个世界宣告：连面包也没有，连茶叶也没有，连煤油也没有......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从骨髓里渗出来的绝望。
同志。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过来，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在灰暗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眼。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罗刹国，我就要拿手枪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伊万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那是个典型的克格勃——三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风衣下露出深蓝色西装的领子，眼神像冰锥一样锐利。伊万认得这种眼神，十年前他在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的医生眼睛里见过同样的东西——一种将人视为物品的冷酷。
伊万咧开嘴笑了，露出更多发黄的牙齿。看看！他指着商店紧闭的木门，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连子弹也没有！
克格勃少校格列布·沃尔科夫愣了一下。他见过各种意识形态破坏分子——有的大喊大叫，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跪地求饶。但像伊万这样，用谈论天气的语气谈论子弹的，他还是第一次见。
您叫什么名字？沃尔科夫少校掏出了他的黑色笔记本，钢笔在寒风中冒着热气。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伊万回答，突然变得异常配合，前工程师，现无业，住在普希金街17号地下室，靠配给证过活。
沃尔科夫少校挑了挑眉毛。这个人太镇定了，镇定得不正常。他见过太多疯子，知道真正的疯子往往看起来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跟我们走一趟吧，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少校收起笔记本，抓住了伊万的胳膊。他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有力。
伊万没有反抗。他最后看了一眼商店的木门，轻声说了一句：连门把手也没有。然后顺从地跟着沃尔科夫少校走向停在街角的黑色轿车。排队的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没有人抬头，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轿车驶过乌辛斯克坑坑洼洼的街道，经过一排排窗户钉着木板的公寓楼。伊万透过结霜的车窗看着外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路灯没有，垃圾桶没有，猫也没有......
沃尔科夫少校坐在他旁边，手指轻轻敲打着膝盖。他在想该把这个奇怪的破坏分子送到哪里去。乌辛斯克的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而且这个人看起来精神确实有问题。也许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是个更好的选择——那里有足够的床位，还有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医生，他特别擅长处理这种意识形态妄想症患者。
轿车驶出市区，进入一片白桦林。冬天的白桦树像一排排白骨，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凄凉。伊万突然停止了自言自语，转过头看着少校：您知道吗？他们连冬天也短缺。
沃尔科夫少校皱起眉头：什么意思？
冬天。伊万认真地说，今年的冬天是去年剩下的，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少校决定不再和这个疯子说话。他摇下车窗，让寒风灌进来，希望能驱散车里那股陈旧的霉味——那是从伊万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了廉价烟草、湿墙纸和绝望的味道。
卡尔洛夫卡精神病院坐落在一片沼泽地边缘，灰色的五层建筑看起来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医院周围是高高的铁丝网，上面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牌子上的字迹已经被风雪侵蚀得模糊不清。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院长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白大褂下面穿着三件套西装，看起来更像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精神病院院长。
啊，沃尔科夫少校！院长热情地握住少校的手，又给我们带来一位客人？
意识形态妄想症。少校简短地说，在街上发表反动言论，诋毁国家形象。
院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伊万：看起来挺温顺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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