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长河端起茶杯，终于把最后一口凉茶喝了下去。
茶水的苦涩在他的舌尖上停留了很久，他没有喝茶漱口，就那么让它留在嘴里，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提醒他，这杯茶已经凉了，这盘棋还没有下完。
“散了吧。”他说。
三个人站起身来。
孟繁洲走在最前面，孙丽华跟在他后面，钟志国走在最后。
钱永年最后一个离开，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想问什么，看到傅长河已经闭上了眼睛，便把话咽了回去，轻轻关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傅长河和霍振邦两个人。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那盏没有开的吊灯。
水晶珠子在台灯的微光中反射出细碎的光点，像夜空中的星星，又像散落一地的碎银子。
那些光点在他的瞳孔里跳动，忽明忽暗，像他此刻的心绪，表面平静，底下波涛汹涌。
他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也许是他自己说的：
“霍老，为什么在煤炭这个行当里，没有人是干净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藏得深，有的人藏得浅。藏得深的，活到最后；藏得浅的，成了别人的垫脚石。”
霍振邦笑了笑，拿起拐杖，说了句：
“因为钱来的太快了，也太容易了”
说罢，扬长而去。
傅长河关掉台灯，办公室陷入一片黑暗。
只有窗外的矿区的灯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微弱的光斑，像一块正在慢慢融化的冰。
他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雕塑。
董远方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四十分。
路铭久把车停在9号楼单元门口，熄了火，没有立刻开门，而是从后视镜里看了董远方一眼。
董远方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但路铭久跟了他一个多月，知道他没有睡着。
他的眉头微微蹙着，眉心那道竖纹比平时深了一些。
“书记，到了。”
路铭久的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董远方睁开眼睛，目光有些发直，像是刚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
他点了点头，推开车门，下了车。
夜风扑面而来，带着冬末的寒意和远处工业区飘来的煤灰味，干燥而凛冽，像一把钝刀刮在脸上。
他站在车旁，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云层压得很低，把整个城市罩在一口灰蒙蒙的锅里。
他上了楼，开门，进屋。
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沙发扶手上。
他没有洗漱，就那么穿着衣服，仰面躺在了床上。
天花板上映着窗外路灯的光，橘黄色的，模模糊糊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画。
远处老城区工业区的灯光一闪一闪的，透过窗帘的缝隙挤进来，在墙上投下一明一暗的光斑，像某种无声的求救信号。
他睁着眼睛，看着那一片模糊的光影，脑子里像有一锅煮沸了的粥，各种念头翻涌着、碰撞着、沸腾着，没有一刻安宁。
他不是一个心大的人。
在唐海的时候不是，在京都市的时候不是，到云同之后更不是。
心大的人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管天塌不塌；他不行。
他脑子里装着太多东西—，今天上午在省政府面对匡从海的冷脸，下午在监狱里隔着玻璃看到的尚建勋和纪昭远，周研那条短信，常委会上每个人的表情和站位，劳景山那句模棱两可的表态，穆笃行掷地有声的质疑，所有的画面、所有的对话、所有的细节，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
有些事情渐渐清晰，有些事情反而更加模糊。
他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窗外那一片一闪一闪的光亮。
那是矿区的井架灯，在同州的方向，几十公里外。
那些灯光下面是几百米深的矿井，是几万名矿工，是每年上亿吨的煤炭，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和秘密。
那些灯光不灭，那些秘密就永远不会自己浮出水面。
尚建勋让他关照纪昭远。
这句话他想了整整一天。
尚建勋没有为自己喊冤，甚至没有问他一句“云同现在怎么样”。
他唯一说的，就是“关照一下纪昭远”。
不是“帮他减刑”，不是“帮他翻案”，而是“关照”。
在官场上，“关照”这个词可以有一千种解释，但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他读懂了。
不是帮他减刑，是保住他的命。
纪昭远手里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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