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说是“正”字的上面部分在最初的甲骨文中是一个“口”字，代表城邑，下面是一个“止”字，所以综合起来这个“正”就是现代“征”字，本义是征讨城邑。所以，在古代“正”和“征”通用为一个字，后来为了区分才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字。所以，“政”字从这个角度分析可知“其字本义与征伐有关，意为征伐相关的事务。后来引申为指政事、政务。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的意思是书读好了就能做官，可以行使职权参加国政。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古往今来的取士制度。在古代，由于取士制度的缘故，也不是任意家庭的人都能够“登仕”做官的。
在周代以前（含周代）的中国社会中，取士是实行亲贵合一的世卿世禄的制度——也就是世袭制度。所谓世袭，即士以上的阶层，通过世袭制来取仕。后来取仕制度发展为两种，在世袭的基础上增加了大比制度。而所谓大比，即士以下的阶层，通过选举来选拔英才。《周礼?地官》中就有三年举行一次大比的记载，即古人所说"乡举里选"。大比主要通过考察其"德行道艺"，入选者赐"俊士"，"进士"等名称，择其优者送进“国学”。通过考察期在“国学”学习的结果，选其“贤”者授予一定的官职。这种制度下，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虽有大比，但那时的人才选拔几乎被世袭阶层所垄断，所以平民百姓很难有出头之日。
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一些私学子弟也有了“入仕”的机会。除此世袭制度之外，也出现了举荐和自荐的形式。在学成之后，士子要到各国去游说，让各国的治理者接受你的理念，这样你才能够出仕。当时很多人都走这样一个渠道，例如：卫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商鞅）、苏秦、张仪等；当时孔子、孟子也带着一大群学生周游列国，宣讲儒家的治国理念。
秦商鞅变法之后，寒门子弟更大程度上能够通过“辟田”与“军功”入仕。这对世袭制是一个比举荐制的更大的冲击。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但由于秦朝时间比较短暂，相关记录并不多。
到汉朝，就变成了察举的形式，例如汉代的举孝廉，举秀才。到了汉代，开始通过察举制来选拔人才。所谓察举，就是由丞相，列侯，刺史等侯国和州郡地方长官在各自辖区内，定期或不定期选拔人才，举荐给朝廷。被举荐之人，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按等级授予官职。总体而言，西汉以举贤良为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所谓孝廉，就是指因孝敬父母，办事廉洁而被举荐。察举实行未久，钻营请托和弄虚作假之风就盛行起来。到汉桓帝，汉灵帝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现象，足见当时的察举制已经糜烂，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利益勾连的谋私渠道。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察举孝廉，秀才的制度基本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官人法"，一开始是各州郡都设中正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九品官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直到下下，一共九品。后来变为由中央选派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负责对士人品级的评定，然后朝廷按评定的品级录用。而且后来担任中正的大多都是"着姓士族"，他们评量人物的标准也变成了以门第，出身为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所以，所谓的"九品官人法"，也逐渐演变成为士族豪门操纵政治的工具。一直到隋炀帝开千古先河，立科举制，用人制度才趋于完善，寒门士子也才有出头之日。至唐朝，科举考试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了。士人可以不经推荐，直接报名投考，经过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
《论语》记录的正是春秋时期，这也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国学教育，也出现了像孔子这样的私学教育，给了一些地位低下的寒门子弟一些学习的机会。取士的方法除了举荐也出现了自荐。
这两句话说的意思是士子学好了，有余力了，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仕途参与政务，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做官以后，有了余力更要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力争治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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