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时任尚书刑部郎中的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李大临（字才元），论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对他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时任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是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名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他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差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过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过交集。
况且老李学识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时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里面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从文史知识方面来讲，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举下，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需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竟凭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
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这个人是多面的，总的说来，他外在邋遢，政治激进，用人不当；但却能文能武，品行高洁，以至于在激烈的变法运动中得以善终，这堪称是古今中外变法史上的例外与奇迹。
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属于是个官二代。
此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这一点从他年少时期的这些志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无疑加剧了党争，造成北宋的国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对王安石的官员，都被贬或者流放，此举持续了几十年。新旧两党若是相互监督和促进，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时的仕宦初期，他还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使得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宋神宗继位后，开始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以及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开始兜售他的主张变法。获得神宗青睐后，于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王安石还专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也可说是另有所图的爪牙或鹰犬），参与制订新法。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面，王安石忽视执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调查研究。身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虽好，事实上历史每次变革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好，但执行措施失误，用人不当，这可都是大忌，这样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识不到，甚至常常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却又是一种多面的形象。
他推崇类似于今天的“极简”生活，自觉转向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宋人时评：“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于常年很少换洗衣服，以至于上面长满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调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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