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斯文听宋徽宗如此来讲，笑声呵呵道：“后世人看见太上皇的影像全都乐得合不拢嘴，当然也有骂的，说你一生爱女人、腐败无能，是亡国的罪魁祸首！”
宋徽宗顿了一下慷慨激昂道：“骂得好，寡人在位时做了不少错事，尤其是遴选接班人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要是不选赵恒而选赵楷，金兵也不至于攻破汴梁，而让宫廷大臣皇子帝姬上万人被金兵押解到军营活受罪！”
毋容置否，宋徽宗对长子赵桓继位十分不满意；但宋朝是皇帝和臣子共天下的社会，宋徽宗不立长子而立三子王公大臣这一关自然过不去；在群臣的呼声中，赵恒继位，宋徽宗尽管不满意可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赵恒如愿以偿地做了皇上，可是他也难左右身边的大臣；金兵入侵后赵恒的皇令朝立夕改，自己最终成为金将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砧板上的鱼腩；作为父亲的宋徽宗也不得不入金营陪伴儿子；还被完颜宗翰讽刺为“昏德公”。
宋徽宗只能在心中诅骂完颜宗翰：“你懂你娘的脚后跟，本皇命令信臣童贯配合大将军王厚夺取西番数州时；你可能还在黑龙江上捕鱼逮蟹！”
北宋实行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官僚制度，如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有制约作用，决策过程中臣子能够通过正规的官僚程序参与讨论和决策。
例如，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宰相有权对皇帝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若皇帝的旨意不符合制度或有不合理之处，臣子可以据理力争。
台谏制度在宋朝也较为发达，台谏官员可以对朝政得失、官员任免乃至皇帝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
他们有权上疏弹劾大臣，甚至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进行谏诤，这使得皇帝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到臣子和舆论的意见，不能完全独断专行。
宋朝重文轻武，文化氛围较为宽松，士大夫阶层地位较高；儒家思想在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君臣共治天下的理念。
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治理。
皇帝也较为尊重士大夫的意见，如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种文化氛围和政治传统使得臣子能够更加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皇帝与臣子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
宋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在经济领域，商人、手工业者等群体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也需要得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臣子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需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能仅仅从皇帝个人或皇室的利益出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天下”的特点，即皇帝和臣子需要共同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宋徽宗在长子赵恒小的时候就不赏识他，觉得其木讷、迟钝不活泛；赵佶亲睐的是三皇子赵楷。
赵楷的母亲是王贵妃，在后宫嫔妃中地位显赫；母凭子贵更是尊贵无比。
作为宋徽宗三皇子的赵楷自然因母亲的地位，从小就不曾受到半点委屈；但也没养成大多皇子骄奢淫逸的种种恶习。
赵楷从小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深得宋徽宗的宠爱，自然也得到宋徽宗的谆谆教诲。
在皇城中，皇子们的学习都由专门的老师教授，这些老师都是万里挑一，满腹经纶的大儒；如此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让赵楷如父亲一样富有才情，吟诗作对是信手拈来，连琴棋书画都颇有研究。
宋徽宗见赵楷聪明伶俐，又才华横溢，对他尤为青睐；先封赵楷为魏国公，后又封他为晋高密郡王、嘉王。
赵楷长大成人后宋徽宗又破格授予他太傅尊号，可谓是小小年纪就名利双收；随后赵楷又官拜提举皇城司，可随意出入禁省；足以可见，宋徽宗对赵楷是寄予厚望，要将他培养成接班人。
赵楷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表面上欣然接受，实则心有不甘。
父亲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母亲是宠冠六宫的贵妃，这些官爵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唾手可得；赵楷不满足于此，他的真才实学并不能得到真正体现。
可在古代，皇子们生来就不需考取功名，更无需争名夺利，甚至太子之位在他们出生之时就已内定。
正是如此特殊的身份，他们被禁止科考，因为他们参加科考对其它学子毫无公平可言，官员们为巴结奉承会一路开绿灯；另外，唯恐龙颜大怒招来杀身之祸，官员们定会偏袒皇子这边；普天下的学子们寒窗苦读只为一举成名。
若皇子们来跟天下读书人争个高下，简直让天下当做笑料；那些读书人定会表示强烈抗议，皇子还会被人指手画脚难免诟病。
诟病皇子的流言蜚语传到皇城中，不仅有损帝王之家的威严，还让皇子的心灵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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