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公司的路上，我路过一家乐器行。橱窗里摆着一把小提琴，标签上写着“二手，音色温暖”。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叮当作响。店里没什么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柜台后调一把吉他。“随便看看，”他说，没抬头。我走到小提琴前，琴身在灯光下泛着柔光。父亲会拉小提琴，拉得不好，但很认真。母亲走后的那个冬天，他每晚都拉，曲子总是那首《天鹅》。他说圣桑写这首曲子时，心里想的不一定是天鹅，可能是任何优雅的、注定要消失的东西。我问什么是注定要消失的东西。他想了想，说：“比如现在，这一刻。”当时我不懂，现在有点明白了。那些冬夜，琴声从我们的小屋里飘出去，融化在雪里。邻居从没抱怨过，也许因为他们也需要点什么声音，来证明这栋老楼还活着。
“想试试吗？”店主人走过来。我摇摇头。“不会拉。”“没关系，”他说，“乐器有时候就是想被摸摸，像猫一样。”我轻轻碰了碰琴弦，发出一声细微的震动，很快消失在空气里。离开时，风铃又响了，像在道别。
下午的工作是修改一份润肤露的文案。原来的版本是“让你的肌肤重获新生”，我盯着屏幕，手指放在键盘上，却打不出字。我想起父亲的手，因为常年分拣信件，指腹有薄薄的茧。但他摸我头时，总是很轻，像怕碰碎什么。母亲刚走的那段时间，我每晚做噩梦，梦见掉进深井里。父亲就坐在我床边，有月光时就借着月光，没月光就摸黑，轻轻哼歌。不是摇篮曲，是他自己编的调子，没有歌词，只是“嗯嗯嗯”地哼。那声音低低的，像远处传来的潮声。我在那样的潮声里重新睡去，知道井口有月光，有他的手。
我删掉了原来的标题，重新打：“它记得你皮肤最初的样子，在你还不懂得忧伤之前。”发出去，等着被驳回。但半小时后，小林发来消息：“总监说这个还不错。”我有点意外，倒了杯水，站在窗边喝。窗外开始下雨了，起初只是几点，很快就密起来。城市在雨幕里变得模糊，像没调好焦的照片。我想起父亲说过，雨是天空在回忆。每一滴雨里，都压缩着一小片云的记忆，关于它飘过哪些山，见过哪些海。所以被雨淋湿不是坏事，你在接收一些遥远的、轻盈的记忆。
下班时雨还没停。我没带伞，把外套顶在头上跑向地铁站。站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人，红薯在铁桶里散发着甜香。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热乎乎的。地铁里人挤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雨的气息，湿漉漉的。我抓着扶手，红薯的温暖透过纸袋传到掌心。旁边一个女孩在看书，是本诗集，我瞥见一句：“世界是透明的，但我们戴着不透明的眼睛。”她翻页时，一滴雨水从发梢滴在书页上，晕开一小片墨色。她轻轻“啊”了一声，用袖子小心吸干。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脱下湿外套，开了灯。房间在灯光下显得陌生，好像我不在的时候，它悄悄改变了一点摆设。其实没有，椅子还在原地，拖鞋也一只朝东一只朝西。我煮了碗面，加了很多醋——想起豆浆店大妈的话。吃面时，手机响了，是父亲。他很少主动打来，通常是我周末打过去。“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远，像隔着什么。“今天整理旧物，找到你小时候的画，”他说，“有一张特别有趣，你画了只猫，但猫有翅膀，在天上飞，后面还跟着一群鱼。”我想起来了，那张画。当时老师让画“我的家”，别的孩子都画房子、树、太阳，我画了那只飞猫。老师说我跑题了，父亲却把画贴在冰箱上，贴了好多年，直到冰箱退休。“为什么是猫和鱼？”他当时问。我说因为猫想和鱼做朋友，但鱼在水里，猫在地上，所以它需要翅膀，飞在天空，那样既不在地上也不在水里，就在中间，可以和两边都说话。父亲听了，很久没说话，只是摸摸我的头。
“那画还在吗？”我问。“在，有点褪色了，但还能看清，”他说，“今天邮局来了批奇怪的信，有一封地址只写‘给城南看梧桐树的人’，没有门牌号。我按照片区送了，不知道收到没。”我说也许能收到，总有人认识看梧桐树的人。我们又聊了几句，关于天气，关于他种在阳台上的西红柿（“结了三个果，被鸟啄了一个”）。挂电话前，他说：“对了，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盐之所以咸，是因为它记得海。”我笑了，这确实是他会说的话。他说晚安，我说晚安。
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关灯。黑暗一下子涌进来，填满房间。窗外的雨还在下，声音轻柔。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在梦里，我是一滴雨，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下落的过程很长，长到我可以思考。我想，落地之后我就消失了，会变成水洼的一部分，或者渗进泥土。但就在快触地时，一片叶子接住了我。我在叶子上滚来滚去，看见叶脉像地图，而我就在这地图的中心，成为一颗临时的、颤抖的星球。然后太阳出来了，我变得越来越轻，又开始上升。梦到这里就醒了。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很好，父亲在厨房煎蛋，哼着不成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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