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5日，武汉扬帆服装厂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汉正街的早市已经人声鼎沸。谢一扬站在扬帆服装厂三楼的办公室窗前，指尖夹着一根燃烧过半的中华烟，烟雾缭绕中，他俯瞰着厂区外蜿蜒数百米的队伍——那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裹着棉袄蹲在寒风中，手里攥着现金和订货单，眼巴巴盯着厂区大门。
“谢总，原料不够了！”生产主任老周推门闯进来，额头上的汗珠在寒冬里格外扎眼，“仓库里的棉布只够生产三万件，可订单已经排到二十万件了！”
谢一扬弹了弹烟灰，目光扫过桌上那份《武汉国营服装厂产能统计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把掺涤纶的比例提到70%，标签照旧写‘纯棉’。”
老周喉结滚动，声音发颤：“可、可那样会起球……”
“起球？”谢一扬转身，烟头狠狠碾灭在统计表上，六个红圈标注的国营厂名字被烫出焦黑的洞，“等消费者发现的时候——”他抬脚踩住桌沿，皮鞋底下传来纸张撕裂的脆响，“这些厂早他妈倒闭了。”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谢一扬挑眉望去，只见厂区铁门外，几个穿工商制服的人正和保安推搡。
“怎么回事？”
张铁柱踹门进来，独眼里闪着凶光：“工商局的孙子来查账，说有人举报咱偷税！”
谢一扬轻笑，从抽屉里甩出一本账本：“带他们去二号库房，看‘真账’。”他特意在“真”字上咬了重音，张铁柱会意，咧嘴露出金牙，转身时腰间鼓鼓囊囊的枪柄轮廓若隐若现。
上午九点，武汉国营第三服装厂
“9.9元？！他们疯了吗？”厂长郑建国一把扯下车间墙上的《年度生产计划》，纸张在他手中碎成雪花，“咱们成本都要十二块三毛啊！”
车间主任老马蹲在缝纫机旁，指尖摩挲着扬帆衬衫的样品——粗糙的布料边缘已经冒出细密的线头，可领口标签却赫然印着“100%新疆长绒棉”。他苦笑着指向窗外：“老郑，看看咱的仓库吧。”
郑建国冲到窗前，瞳孔骤然收缩。厂区空地上，堆积如山的库存衬衫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白，像一座即将吞噬他们的雪山。而一街之隔的扬帆专卖店，红色横幅迎风招展：“汉派衬衫惊爆价9.9！每人限购十件！”人群疯抢的声浪甚至盖过了车间缝纫机的轰鸣。
“降价！立刻降到八块！”郑建国一拳砸在窗框上，“去银行再贷五十万，跟他们拼了！”
财务科长跌跌撞撞跑进来：“厂、厂长……银行刚通知要抽贷……”
正午十二点，扬帆服装厂三号车间
谢一扬漫步在流水线间，指尖划过成堆的衬衫。女工们的手指在缝纫机上翻飞，平均每十七秒就有一件成品滑入塑料筐。他随手抓起一件，对光看了看布料上稀疏的经纬线，突然发力——“刺啦”一声，衬衫从领口裂到衣摆。
“谢总！”车间主管吓得腿软，“我马上整改工艺……”
“改什么？”谢一扬将破布扔回筐里，笑容温和得令人毛骨悚然，“就是要这个质量。”他弯腰凑近主管耳边，“今晚把针距调到最大，线头不用剪。”
车间广播突然响起：“谢总，六家国营厂刚刚联合宣布降价到7.5元！”
整条流水线瞬间安静。谢一扬却笑出了声，他掏出大哥大拨通号码：“老周，把二号库房的二十万件库存全部拖到江滩。”挂断电话，他拍了拍呆若木鸡的主管肩膀：“通知《长江日报》，就说扬帆实业响应政府去库存号召，焚烧劣质产品扞卫消费者权益。”
傍晚六点，汉口江滩
冲天火光将长江染成血色，二十万件衬衫在特制的铁笼里熊熊燃烧。谢一扬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身后是“打击伪劣、净化市场”的巨幅标语。十几家媒体的镜头对准他痛心疾首的表情：“扬帆实业宁可损失两百万，也绝不让一件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台下掌声雷动，没人注意到消防车喷洒的“水柱”其实是汽油。更没人看到，三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上，五辆渣土车正将混着灰烬的混凝土倾倒入地基——那里将是未来武汉最高的“扬帆国际金融中心”。
深夜十一点，国营第六服装厂
郑建国独自走在漆黑车间，脚下不时踩到散落的纽扣。所有机器都停了，墙上“工人当家作主”的标语被月光照得惨白。他颤抖着摸出账本：库存积压37万件，负债480万，明天……就是发薪日。
“郑厂长。”阴影里突然传来谢一扬的声音，“听说您女儿刚考上北大？”
郑建国猛地回头，看到谢一扬倚在门框上，手里把玩着一份档案袋。
“这里有两样东西。”谢一扬将档案袋拍在缝纫机上，“一份是六厂的收购合同，作价五十万。另一份……”他轻轻掀开一角，露出北大录取通知书和一张支票，“是令媛的留学担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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