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冷，是能咬人的那种。
我站在火车站外，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霜。身旁的雨晴裹紧羽绒服，脸色发青——这位北京姑娘显然不适应零下二十度的严寒。
"先找个地方住下。"她牙齿打颤地说。
我点点头，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满脸皱纹的大爷，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去哪儿啊，小两口？"
"中央大街附近。"雨晴回答，同时悄悄捏了捏我的手——这是我们的暗号，表示可以信任。
车子驶过结冰的松花江，阳光在冰面上折射出刺眼的光芒。我望着窗外陌生的城市景观，心里五味杂陈。三天前还在北京参加拍卖会，现在却成了逃犯——如果"雪山会"的人先找到我们，恐怕连逃犯都做不成。
"第一次来哈尔滨？"司机热情地问。
"嗯。"我简短回答。
"那可得多穿点！这嘎达可比北京冷多了！"司机从后视镜打量我们单薄的衣着，"你们南方人吧？"
"云南。"我脱口而出，立刻后悔了。
雨晴警告地瞥了我一眼。但司机只是大笑："怪不得冻成这样！云南那旮旯冬天跟咱这儿夏天似的！"
车子停在一条欧式建筑林立的街道。付钱时，我注意到雨晴多给了五十。"不用找了，大爷。附近有靠谱的租房中介吗？"
司机咧嘴一笑，露出几颗金牙："巧了不是！我小舅子就干这个！"他掏出手机，"等着，我让他来接你们。"
半小时后，我们跟着一个自称"老马"的中年人看了几处房子。最终选定了老城区一栋俄式建筑的三楼公寓——位置隐蔽，视野开阔，有两个逃生通道。
"押一付三，水电自理。"老马搓着手说，"小两口新婚？"
"嗯。"雨晴这次反应很快，甚至挽住我的胳膊，做出一副甜蜜状。
签完合同，老马前脚刚走，雨晴就恢复了检察官的干练。"我检查过了，没有监控和窃听设备。这里暂时安全。"
她拉开窗帘一条缝，观察着楼下街道。阳光照在她疲惫的脸上，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自从拍卖会那晚后，我们几乎没合过眼。
"饿吗？"我问。
她摇摇头，却听见她的肚子抗议地叫了一声。我笑了，从背包里翻出在火车站买的面包和红肠。
"先垫垫，晚上我出去买吃的。"
雨晴接过食物，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不行，太危险了。'雪山会'的人可能已经在找我们了。"
"那总不能饿死吧？"我试图让语气轻松些，"再说，哈尔滨这么大，他们怎么找到我们？"
"你低估他们了。"雨晴严肃地说，"刘建军只是个小喽啰，真正的'雪山会'成员手眼通天。北京那个拍卖会，参加的可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我咽下面包，突然没了胃口。"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张处长说一周内会派人联系我们。"雨晴拿出那个摔裂屏的手机，"在那之前，我们得融入这里，不引起怀疑。"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像真正的新婚夫妇一样生活。我负责采购食物，雨晴则每天用公用电话与安全局联系——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继续等待"的回复。
第三天傍晚，我带回一个意外的消息："我在中央大街找到工作了！"
"什么？"雨晴从地图上抬起头，"什么工作？"
"钢琴师。"我兴奋地说，"有家咖啡厅正缺人，我弹了几首曲子，老板当场就录用我了。"
雨晴皱眉："太冒险了。公共场所..."
"正因如此才安全。"我解释，"'雪山会'的人肯定以为我们躲在下水道里，哪敢公开露面？而且..."我犹豫了一下，"我们需要钱。"
这是无法反驳的事实。我们离开北京时匆忙，带的现金有限，而安全局的经费迟迟不到。
最终雨晴妥协了，但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第二天，我们"夫妻档"出现在"欧罗巴"咖啡厅——她当服务员，我弹钢琴。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雨晴学什么都快，连老板都夸她"不像新手"。而我则靠几首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赢得了不少掌声。
晚上打烊后，老板——一个叫谢尔盖的中俄混血——请我们喝他自己酿的格瓦斯。
"你们不像普通夫妻。"他突然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雨晴的手悄悄伸向柜台下的餐刀——我们的应急武器。
"什么意思？"我强作镇定地问。
谢尔盖大笑："普通夫妻哪有你们这样的气质！林小姐举止优雅，像是大户人家出身；而你..."他指着我，"弹琴时像个忧郁的诗人。你们私奔的吧？"
我和雨晴松了口气，相视一笑。"被您看出来了。"我顺着他的话说，"她家里不同意。"
"我就知道！"谢尔盖得意地又给我们倒满格瓦斯，"年轻时谁没疯狂过？我老婆还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跟我跑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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