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了“必须救，但要隐秘救、借势救”的核心原则后，密室中的气氛反而更加凝重了几分。
最危险的抉择已经做出，但如何将这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付诸实施，才是真正考验智慧的时刻。
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幅悬挂的荆襄舆图上，特别是江夏那个并不起眼，却在此刻显得至关重要的位置。
“外放江夏，此计虽妙，却如空中楼阁，需有坚实阶梯方能登临。”
我沉声说道，打破了短暂的思索，“这‘阶梯’，便是如何让刘琦本人，以及刘景升和蔡瑁，都相信这确实是刘琦走投无路下的‘自救’之策，而非我等在背后推波助澜。”
元直抚须点头，接口道：“所言极是。此事关键在于‘主动’二字。必须是刘琦主动提出，且理由充分，合情合理，方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蔡氏的警惕，并争取景升公的同情与认可。”
孔明羽扇轻摇，目光落在舆图上襄阳与江夏之间的连线上：“亮以为，说辞之中，当紧扣三点：一曰‘孝’，二曰‘忠’，三曰‘避’。”
“哦？孔明细细说来。”
我精神一振，示意他继续。
“所谓‘孝’，”孔明缓缓道来，声音清晰而富有条理，“刘琦当向景升公哭诉，言自身处境艰难，恐为家族带来祸端，更忧心父亲病体，不愿再添烦忧。主动请求远离权力中心，以全父子之情，此为孝道，最易打动景升公舐犊之心。”
“所谓‘忠’，”孔明继续说道，“江夏乃荆州东部门户，屡受孙氏侵扰，黄祖年迈，恐难支撑。刘琦可主动请缨，愿往江夏，替父分忧，为国守土，抵御外侮。此为忠义之举，纵是蔡瑁，亦难从大义上公然反对。”
“所谓‘避’，”孔明的语调略微放低，“刘琦当隐晦地表达，自己与蔡氏不睦，留在襄阳，恐生嫌隙，不利于荆州内部安稳。主动外放，既是保全自身，亦是顾全大局，避免纷争。此‘避让’之态，或可令蔡氏稍感安心，认为其已不足为虑。”
“孝、忠、避！”我细细品味着这三个字，眼中光芒愈盛，“孔明此言，深得其中三昧！以此三点为核心，再辅以恰当的情绪渲染，刘琦若能声泪俱下地在景升公病榻前陈情，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元直补充道：“不仅如此，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最好是选择蔡瑁不在场，或景升公精神稍好、尚有自主决断能力之时。同时，刘琦身边的心腹，也需提前打点，确保口径一致，不露破绽。”
“然也。”我点头表示同意，“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将这套完整的计策，以及表演的‘剧本’，毫发无损、不留痕迹地送到刘琦手中，并让他深信不疑，愿意照此行事？”
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我们身在新野，刘琦困于襄阳，两地相隔，信息传递本就困难，更何况是在蔡氏严密监控之下，进行如此敏感的串联。
密室中再次陷入沉思。我们都清楚，任何书信往来都可能被截获，任何信使都可能被盘问。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此事，或许无需书信。”我沉吟片刻，脑中灵光一闪，“刘琦派来的密使，不正是现成的渠道吗？我们可以通过他，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元直微微皱眉，“计策复杂，细节繁多，仅凭口述，恐难周全，且密使是否可靠，能否准确传达，亦是未知之数。”
“元直所虑极是。”我说道，“所以，我们传达的，不能是完整的计策，而应是‘引导’和‘点拨’。我们可以告诉密使，我等深知大公子困境，然新野势单力薄，不便公然介入。但念及旧情（或皇叔仁德），愿为大公子指一条明路……”
我看向孔明和元直：
“我们可以暗示他，‘外放求存’或许是一条出路，并点出‘江夏’这个看似危险实则可图的位置。
再将孔明方才所言的‘孝、忠、避’三字要诀，作为‘锦囊妙计’相赠。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哭诉陈情，则让他自己去‘领悟’。
如此，既传递了核心信息，又避免了留下直接证据，纵使密使被擒，也难以坐实我等唆使之罪。”
“妙！”孔明抚掌赞道，“此法甚好！以点拨代庖，虚实结合，既显高深，又留余地。刘琦本就彷徨无措，得此‘高人指点’，定会奉若圭臬，自行揣摩完善。如此，更显其‘主动’之意。”
元直也点头称是：“此‘借梯上楼’之计，确为稳妥。只需将‘梯子’（核心思路）递到他手中，至于如何爬上去（具体执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如此，我等便可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计策的核心传递方式既定，剩下的便是细节的完善。
我们三人又反复推敲了与密使会面时的说辞、态度，如何既表现出同情与关切，又不显得过分热情，如何巧妙地植入“江夏”、“孝忠避”等关键信息，同时还要旁敲侧击地评估这位密使的忠诚度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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