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蹲在国营红旗纺织厂的破墙根下，指尖碾着墙皮上剥落的蓝漆。远处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叮当声，混着街角副食店收音机里李谷一的《乡恋》，1983年夏天的闷热里浮着一股旧时代的铁锈味。他摸出裤兜里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前门牌香烟——这是他今早特意在供销社买的，为的是待会见村支书时显得“合群”些。
“小陈！”老李的二八杠自行车碾过碎石路，车筐里的搪瓷缸子晃出声响，“你咋蹲这儿？厂里荒得能跑野兔，有啥好看的？”
陈宇起身拍掉裤腿上的灰，把烟盒递过去：“李叔，您看这厂子占地二十亩，光库房就有五座。”他指着远处锈迹斑斑的水塔，“自来水管道是通的，离火车站才两公里，拖货方便。”
老李捏着烟卷犹豫：“可这厂子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县纺织局早想脱手了。但你要搞纺织？现在供销社的布票都没人要了，年轻人都穿‘的确良’……”
“就是要做的确良。”陈宇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报纸，1983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一篇《化纤服装为何走俏》的报道被红笔圈得密密麻麻，“李叔您看，上海的纺织厂转产化纤衬衫，三个月赚了二十万。咱这儿劳动力便宜，要是能接上外贸订单……”
他没说的是，三个月后，全国纺织品订货会将在广州召开，而此刻手里这张从港商手里“意外”获得的订单样本，正藏在招待所枕头底下——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东南亚客商急需五万件印花衬衫，交货期1984年春节前。
暮色四合时，陈宇在镇东头的录像厅找到了张老虎。
霓虹灯牌“东方好莱坞”闪着刺目的红光，厅内正放着《少林寺》，王宝强的吼叫声混着瓜子壳落地声。张老虎翘着腿坐在最后一排，身边围着几个穿喇叭裤的青年，脚边堆着空啤酒瓶。
“虎哥。”陈宇把牛皮纸袋推过去，里面是两捆十元大钞，“红旗厂的事，我想跟您谈谈。”
张老虎叼着烟斜睨他：“小子，听说你要抢我的地？”
“不是抢，是合作。”陈宇掏出两张纸，一张是纺织厂改造规划图，另一张是订货单复印件，“您看，这单要是做成了，纯利能有十五万。我出技术和订单，您出人脉和资金，三七分账——您七，我三。”
屋内突然静得能听见录像带转动的沙沙声。张老虎的手指在订货单上敲了敲，忽然大笑起来：“你当我是傻子？这年月敢接外贸单的，要么是国企，要么是骗子。”他突然揪住陈宇的衣领，“说！是不是县纺织局派来阴我的？”
陈宇没挣扎，任由对方的酒气喷在脸上：“虎哥，您还记得去年在深圳沙头角看见的那些花衬衫吗？您说要是咱能做出来，卖到内地……”他故意顿了顿，“现在深圳都能搞特区了，咱这儿为啥不能搞点‘特殊’的买卖？”
张老虎的手松开了。陈宇知道，这个靠倒腾电子表和港货起家的地头蛇，最受不了“赚钱”二字的诱惑。
三天后，陈宇在县工商银行门口遇见了林春芳。
这位未来的“纺织女王”此刻还只是国营棉纺厂的技术员，蓝色工装上别着钢笔，自行车筐里装着《纺织工业技术》杂志。陈宇推着二八杠跟上去，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团淡粉色的布料：“林工，这是我托人从上海带的‘特丽纶’面料，您看看能不能做印花处理？”
林春芳停下脚步，指尖摩挲着布料：“这是涤纶长丝面料，国内很少见。你从哪弄的？”
“香港客商给的样品。”陈宇压低声音，“我想办个针织厂，专门做出口衬衫。但印染技术是个坎，您要是能帮我攻克……”他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元现金，相当于林春芳半年的工资，“这是预付的技术服务费。”
林春芳的手猛地缩回：“你这是腐蚀国家干部！”
“不是腐蚀，是合作。”陈宇把信封塞进她车筐，“下个月棉纺厂是不是要评职称？您要是能拿出国内领先的化纤印花技术，比那些只会写报告的人有说服力吧？”
女人的眼神动摇了。陈宇知道，这个时代的技术人员，既渴望打破铁饭碗，又怕担上“资本主义”的罪名，而他要做的，就是在政策边缘给他们搭一座桥。
暴雨倾盆的夜晚，红旗纺织厂的仓库里亮起点点烛光。
陈宇撸起袖子，和林春芳一起往布料上刷印花浆。门外传来张老虎的骂声：“他娘的，这鬼天气，货车明天能进城吗？”
“能。”陈宇头也不抬，“市交通局今晚有个老同志过寿，您拎两箱茅台去，比啥都管用。”
张老虎踢开脚边的水桶：“你小子消息倒灵通。”
“想赚钱，总得动点脑子。”陈宇看着布料上逐渐成型的牡丹图案，想起前世在广交会上见过的同类产品，每件售价是成本的五倍，“虎哥，等这批样衣寄到香港，咱就该琢磨建印染车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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