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系列其他文章，如《新纪元》《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在《新纪元》中，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号召中国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则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李大钊的这些文章，犹如一把把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它们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觉醒。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3．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开始涌现。李大钊挺身而出，积极参与论战，有力地扞卫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爆发。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
李大钊随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予以回应。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来作准则。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方向。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现有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坚定地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革命的主张。
之后，又发生了“社会主义论战”。当时，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应该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实业。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坚决批判。李大钊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独立。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而社会主义则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这些论战中，李大钊以坚定的信念、深刻的理论和犀利的言辞，有力地回击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通过论战，不仅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推动建党的卓越贡献
1．早期组织的建立与筹备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李大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推动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筹备。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北京大学汇聚了众多追求进步、渴望探索救国真理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李大钊凭借自己在学界的威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吸引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的社会问题和革命道路。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他们组织会员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举办专题讲座和讨论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通过这些活动，会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入，信仰也更加坚定。同时，研究会还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工厂、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了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同年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亲自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确定组织的章程和活动计划，吸收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注重培养青年的革命意识和爱国精神，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党组织培养和储备革命力量的重要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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