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时，反动军警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没有丝毫退缩，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他深知，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暴行的反抗，更是为了唤醒民众，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三一八”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来看，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斗争以血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军阀政府的残暴面目，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反帝反军阀情绪。
从长远意义来讲，“三一八”斗争成为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重要动力。它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通过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同时，这场斗争也锻炼和考验了北方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李大钊在这场斗争中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信仰和使命担当，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继续英勇奋斗。他领导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李大钊的思想遗产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早期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并非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他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思考其“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实践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这种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李大钊十分重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国情于不顾，且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积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在“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这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在实践方面，李大钊重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力量，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他与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办工人夜校，主编《劳动音》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关注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中。
李大钊还通过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分析。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蕴含着对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他的这些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构想
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道路有着深刻的构想，在领导力量、依靠动力和前途等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张，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革命领导力量方面，李大钊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认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观察，看到了无产阶级在大工业生产中所形成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而具有的强烈反抗精神。他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培养工人骨干，为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这种对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认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对于革命的依靠动力，李大钊既重视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也关注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他深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他认为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他也注重团结其他革命力量，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广泛联合各革命阶级的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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