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呢？”吏部侍郎沈鲤一脸凝重地看着慈宁宫的小太监，急切地问道。
小太监赶忙躬身施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回大人，老祖宗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沈鲤微微颔首，表示知道了，接着挥挥手，示意小太监退下。
待小太监离去后，沈鲤转头看向一旁的礼部左侍郎申时行和首辅王锡爵，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和不安。
“必须要这么做吗？”他的声音低沉而又带着些许无奈。
王锡爵和申时行对视一眼，两人的脸色同样凝重。
王锡爵叹了口气，缓缓说道：“现在不做，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做了！”
申时行也附和道：“是啊，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再回头了。”
王锡爵和申时行都是苏州人，他们对局势的了解比其他人更为深刻。他们深知皇帝表面上只是进行太原和大同的改革，但实际上，皇帝想将天下的所有的土地归朱明所有。
在封建时代，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
民间流传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表述。若真如所言天下尽归帝王所有，那么征税制度便显得多此一举——君主直接征用即可，何必设立繁琐的赋税体系？
这便引出了土地所有制的复杂性问题。
以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为例，该制度尝试在特定范围内实现土地国有化。政府将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户耕作，但严格规定农民仅享有使用权，待其年老或去世后，土地必须归还官府。
唐代前期延续了这一制度，通过系统的土地分配与管理机制，确保耕者有其田。
从表面看，这种制度设计颇具合理性：既能保障农民基本生计，又能强化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
但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如此看似完善的制度为何最终难以为继？
确实，均田制的崩溃本质上是因为它无法适应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土地有限，人口增长——根本矛盾
均田制的前提是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可以不断分配给新增人口。但现实是：
- 土地总量固定，而人口会随着和平时期增长（如唐朝“贞观之治”后人口激增）。
- 可分配土地越来越少，最终无地可分，制度自然瓦解。
豪强地主 vs 国家——权力博弈
均田制的理想是“抑制兼并”，但实际操作中：
- 豪强地主仍能通过各种手段（如隐匿人口、强占土地）扩大私有土地，而国家难以彻底清查。
- 如果强行没收地主土地，必然激起反抗（地主阶层本身就是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官员多出身于此）。
-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比依赖国家分配更现实，最终土地仍会流向私人控制。
生产力低下，制度成本过高。
均田制需要强大的行政能力来持续登记人口、丈量土地、重新分配，但古代政府：
- 无法精准掌控基层（信息传递慢、官僚腐败）。
- 随着时间推移，管理成本远超收益，最终难以维持。
结论：均田制注定失败
在小农经济+低生产力+官僚地主垄断的封建社会，均田制只能是短暂的政策调整，而非长久之计。最终，土地仍会流向私人地主，形成“地主-佃农”模式，这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
萧如薰作为现代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也只能在太原，和大同两地开始试运行。
一来这里人口相对稀少，可控性高。
二来这里是京城门户，把这两地的群众基础给搞搞好，培养成保皇党，哪怕将来出事了，也有个缓冲的余地。
不管萧如薰的出发点如何，士大夫阶层是不可能认同的。
你朱家想把全大明作为私物？这怎么可以，这些士大夫也有后代子孙，难不成世世代代给你朱家做奴隶不成？
到了个人利益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读书人心狠着呢！
他们就没想过百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反正皇帝这个锅背定了！
特别在大明，反正想拿兵权，想有所做为的皇帝都会被替换掉，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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