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树乡地处县域中部，丘岗地貌为主，农业与手工业协同发展，传统手工艺与宗族文化并存，乡村风貌质朴，是县域中部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发展区域。
阙店乡位于县域西部，毗邻大别山，山地资源丰富，生态旅游与红色文化结合，吴展纪念馆等红色遗迹留存，是县域西部红色研学与生态旅游节点。
高峰乡位于县域西南部，大别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是舒城南部生态屏障，茶叶、中药材种植为特色，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庐镇乡地处县域最南端，毗邻潜山市，山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竹木、茶叶等物产丰富，山地民俗与生态文化交融，是县域南部生态旅游的重要区域。
二、历史沿革与文化脉络
舒城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花城、谢河大墩等遗址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早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启了舒城地域的文明进程。
上古时期，舒城为群舒国疆域，西周武王封偃姓子爵于此，立舒国，后分立舒鸠、舒龙、舒庸、舒蓼、舒鲍等方国，史称“群舒”，群舒文化成为舒城地域文化的源头。春秋时期，吴楚争霸，舒城地处吴楚交界，成为两国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区域，公元前519年吴楚“鸡父之战”波及境内，留下古战场历史遗迹。
秦朝统一六国后，舒城属九江郡，正式纳入中央行政体系，郡县制推动了当地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高祖四年置舒县，翌年改龙舒县，汉明帝永平五年以舒县、龙舒县为龙舒侯国，农耕与商贸活动逐步发展，聚落规模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舒城归属多次变动，南北文化持续碰撞，农耕与商贸文化依旧延续。隋唐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万佛禅寺、白云寺等寺庙先后兴建，宗教文化与本土民俗融合，丰富了地域文化内涵。唐开元二十三年，划合肥县南、庐江县西置舒城县，县名沿用至今。
宋元时期，舒城属庐州、六安军，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茶叶、竹木等物产开始流通，商贸往来日渐频繁，龙舒贡席等手工艺品声名远播。
明清时期，舒城属庐州府，商业愈发兴盛，桃溪、晓天、汤池等古镇形成规模，成为皖西重要商贸集市，茶叶、竹木、粮油等物产通过水路、陆路运往各地，徽商文化渗透，推动了当地教育、建筑与民俗的发展。龙头佛塔、龙津桥等古建筑建于这一时期，成为舒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国时期，舒城行政区划几经调整，近代革命思潮开始传播，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游击战争时期是红二十八军、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新四军第四支队指挥机关曾驻扎境内，红色文化逐步扎根。
1949年以后，舒城先后属六安专区、六安地区，1999年六安撤地设市，舒城属六安市管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舒城形成了以群舒文化、龙舒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脉络，多种文化相互交织，塑造了舒城厚重、多元、独特的文化气质。
三、历史人物与近代名人
舒城地灵人杰，数千年历史中孕育了各朝代的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革命等领域留下了重要足迹。
上古时期，皋陶及其部族在江淮一带活动，其法治与德政理念影响深远，舒城作为群舒文化辐射区域，地域文化深受其浸润。
秦汉时期，刘信为西汉羹吉侯，在舒城一带受封，推动了当地行政与经济发展；文翁为西汉教育家，任蜀郡太守时兴办学校，推动教育发展，其治学理念影响舒城崇文重教传统的形成。
三国时期，周瑜为舒城人，字公瑾，东吴名将，精通兵法，才智过人，参与赤壁之战，指挥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其故里周瑜城留存至今，成为舒城三国文化的核心载体。
宋代，李公麟为舒城人，号龙眠居士，绘画技艺精湛，擅长人物、鞍马、佛像，作品《五马图》《维摩诘图》等线条流畅、造型准确，对后世绘画发展影响深远，其墓葬与遗迹分布境内，是舒城文化的重要符号。
明代，郑时为刑部尚书，为官正直，政绩卓着；秦民悦为吏部尚书，学识渊博，着述颇丰，为当时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二人的为官与治学理念影响舒城的社会风气。
近代以来，舒城作为革命老区，涌现出大批革命志士与杰出人物。胡底为舒城人，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杰出代表，与李克农、钱壮飞并称“龙潭三杰”，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孙立人为舒城人，抗日名将，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朱蕴山为舒城人，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为新中国成立与建设作出贡献；吴展为舒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与红军革命战争，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反围剿战斗作出贡献；王仁峰为舒城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参与黄花岗起义、光复南京起义，推动近代民主革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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