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夏，我因研究民俗文化来到西南山区的杨家坳。这里山清水秀，梯田如画，竹林掩映着白墙黑瓦的村舍，炊烟袅袅升起时，整个村庄宛如世外桃源。
杨家坳坐落在一处山窝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蜿蜒的盘山路通向外界。村里保留着许多古老传统，村民大多姓杨，彼此沾亲带故。我借住在村东头的杨老伯家，他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已经八十七岁，但精神矍铄，对本地风俗典故了如指掌。
到达第三天傍晚，我在院中帮杨老伯剥豆角，忽然听见村中传来一阵喧哗。远处，几个村民正围着一个中年妇女，那妇人瘫坐在地上，双手拍打着泥土，哭得撕心裂肺。
“那是杨有忠家的媳妇，叫李秀英。”杨老伯叹了口气，“她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问。
杨老伯摇摇头，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情：“她儿子前几天不见了。”
失踪的孩子叫小豆子，刚满八岁。那天下午，李秀英在屋后菜地干活，小豆子说去村口小卖部买糖吃，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全村人找遍了山坡溪涧、竹林稻田，没有任何踪迹。
村里人报警后，警察来了两趟，调查询问了一番，也没发现什么线索。小豆子就像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几天，李秀英几乎疯了似的四处寻找。她丈夫杨有忠在外地打工，接到消息正赶回来。村里人同情这家人，但私下里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觉得，这孩子恐怕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然而在我到达后的第四天清晨，事情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那天我起得早，想到村外拍些晨景照片。路过村中央的老槐树时，看见李秀英独自站在那里。她一动不动，面朝东方初升的太阳，双手合十，嘴里喃喃自语。
我本想悄悄走开，却注意到她的神态异常。她脸上没有了前几日的疯狂与绝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的平静，眼神空洞却坚定，仿佛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
回到住处，我把这情形告诉了杨老伯。他听后脸色微变，沉默良久才开口：“她怕是要求告阴状了。”
“告阴状？那是什么？”我从未听过这个说法。
杨老伯压低声音：“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当一个人有天大的冤情，阳间无处可申，就可以向阴司告状。不过现在没人信这个了，我也只是小时候听老人讲过。”
我追问详情，杨老伯却不愿多谈，只说那是迷信思想，让我不必当真。
然而接下来几天，李秀英的行为越来越古怪。
她不再四处寻找儿子，而是每天清晨准时出现在老槐树下，面朝东方站立一个时辰。有人看见她深夜在村外十字路口烧纸钱，嘴里念念有词。更让人不安的是，她开始收集各种奇怪的东西：家门前的泥土、老树皮、野猫的毛发、甚至是从坟头摘来的野草。
村里人开始避开她，孩子们也被大人告诫不要靠近杨有忠家。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在村中弥漫。
一周后的半夜，我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透过窗户，我看见一个身影打着手电筒，正悄悄向村外走去。从身形看，像是李秀英。
出于研究者的好奇，我披衣起身，远远跟了上去。
那夜月色朦胧，山间飘着薄雾。李秀英沿着田间小路向西山走去，那里有一片老坟地，葬着杨家坳的历代先人。我保持距离跟着，心中既紧张又疑惑。
她来到坟地边缘的一处平地上停下。我躲在一棵大树后，观察着她的举动。
李秀英从随身带的布包里取出几样东西：一盏小油灯，一叠黄纸，还有几个小布袋。她点燃油灯，将其放在地面中央，然后围绕油灯慢慢走圈，每一步都踩得极其沉重，仿佛在用全身力气踏地。
走完七圈后，她跪在油灯前，开始在那叠黄纸上书写什么。由于距离较远，我看不清具体内容，但能看出她写得极其认真，一笔一划都充满了力度。
写完，她将黄纸折叠成一个小方块，放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小木匣中。接着，她取出那几只小布袋，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木匣周围——似乎是各种粉末，不同颜色，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
最后，她俯身对着木匣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猛地磕了三个头。完成这一切后，她吹灭油灯，匆匆离开了。
等她走远，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走到那块平地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香气，混合着泥土和某种草药的味道。我打开手机电筒照看地面，发现那里除了一个浅浅的凹坑，什么也没有留下。就连刚才倒出的粉末也消失不见了，仿佛被大地吞噬了一般。
第二天，村里传出了更奇怪的消息。
与李秀英家有过节的几户人家，昨夜都遇到了怪事：杨家的大门上莫名出现了灰白色的手印；王家的狗一整夜对着空处狂吠；赵家院里的鸡无缘无故死了三只...而这些人家，都曾与杨有忠家发生过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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