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冰洁与米勒博士并肩站在教科文组织科技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厅外。
走廊里悬挂着各国科学家的肖像，从爱因斯坦到居里夫人，仿佛在注视着这场关于未来的讨论。
“紧张吗？”米勒博士整理着领带。
“比在根系联盟对峙时好些。”冰洁微笑，“至少这次我们是来建设，而非对抗。”
会议厅内，来自37个国家的代表已经就座。
苏珊·陈坐在欧盟代表团中，向冰洁微微点头。
提案命名为《全球科技伦理框架1.0》，基于国际移动互联网公司在根系联盟事件中的经验教训，融合了沃克集团的资金支持和艾琳·帕克团队的学术研究。
冰洁作为主要陈述人走上讲台。
“尊敬的各位代表，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是否’需要科技伦理，而是‘如何’建立全球协作的伦理框架。”
她身后的屏幕亮起，展示着框架的三个支柱：预防性伦理评估、跨国合规协作、公众参与机制。
“预防性伦理评估要求，任何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技术，在研发初期就必须通过独立的伦理审查。”
“就像药品需要临床试验一样，技术也需要‘社会影响试验’。”
日本代表举手提问：“这会否严重拖慢创新速度？”
“恰恰相反。”冰洁切换幻灯片。
“根系联盟的案例显示，事后补救的成本是预防成本的3-7倍，且包括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信任损失。”
“框架的第二支柱是建立跨国合规协作网络。”
她继续道：“技术无国界，但监管有国界。我们建议设立国际科技伦理信息共享平台，各国监管机构可实时同步重大风险预警。”
印度代表提出关切：“如何确保发展中国家不被排除在外？我们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这正是第三支柱的目的——公众参与机制。”
冰洁展示了一个多语言参与平台的模型：“任何受技术影响的群体，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该平台提出关切、参与讨论。”
“伦理不应是精英闭门讨论的话题，而应是全社会共同塑造的共识。”
陈述持续了四十分钟。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冰洁与米勒博士回答了17个问题，从具体执行细节到哲学基础。
会议结束时，委员会主席宣布：“教科文组织将成立特别工作组。”
“在六个月内细化这一框架，并向成员国发布征求意见稿。”
这比预期进展更快。
会后，苏珊.陈博士找到冰洁：“根系联盟内部改革方案已经通过董事会。”
“我们将解散原有的数据共享协议，重建基于完全透明和用户授权的系统。”
“另外……”她压低声音，“有三家欧洲医药公司昨天联系我。”
“希望加入你们的伦理基金会。根系联盟的分裂正在加速。”
“是理念的分化。”冰洁纠正道，“就像地质板块运动，该分开的终究会分开。”
当晚，冰洁在酒店房间与陆彬视频通话。
“提案通过了第一阶段。”她难掩疲惫但兴奋。
“特别工作组中有来自中国、巴西、南非的代表，确保框架不会偏向西方视角。”
“家里呢？”陆彬问，“谦谦昨天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想给你看他的科学项目——一个‘伦理检测机器人’模型。”
冰洁笑了：“这孩子……学校已经开始教这些了吗？”
“不是学校，是他自己想的。说如果机器人能在做决定前先问‘这对人类好吗’，就不会有坏机器人了。”
孩子的直觉总是直指核心。
“我三天后回来。”冰洁说：“明天还要和艾琳·帕克教授见面，讨论基金会首届‘科技向善奖’的评审标准。”
挂断电话后，冰洁站在酒店窗前俯瞰纽约夜景。
这座不夜城是无数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每一盏灯都代表着一串代码、一个算法、一个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
如何确保这些改变是向好的？
她想起约翰·史密斯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科技是中性的，但设计科技的人不是。”
同一时间，巴黎。
林雪怡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处历史建筑里，找到了“伦理创新实验室”的理想场地。
这里曾是20世纪初先锋艺术家的聚集地，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壁画痕迹。
“我们需要一个既有历史感又面向未来的空间。”
她对陪同的建筑师说：“科技伦理不是凭空出现的新事物，而是人类古老价值在新时代的表达。”
“就像这些壁画，”建筑师指着墙上模糊的图案，“当年的艺术家也在探索新与旧的对话。”
签约当晚，林雪怡接到张晓梅的电话。
“欧洲团队有些老员工对你的任命有疑虑。”
张晓梅直截了当，“他们觉得你太年轻，且来自网络安全部门，不了解欧洲市场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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