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三遍。
“这里。”于莉指着通知细则第七条，“各院可在上交前自行留底一份格式副样。”
“第七条是谁加的？”
“通知正文是民政部门拟的。第七条的措辞跟正文风格不一样，像是后来加的。”
李卫民看了一遍第七条。措辞确实跟正文不同——正文用的是行政公文语体，第七条用的是技术性语言，提到“格式副样”“基层留存”“校验备用”等词汇。
“老局长加的。”李卫民说，“他在药物作用下仍然本能地给自己留了后门。清醒的那部分知道会有这一天。”
“那我们利用这条？”于莉问。
“上交格式副样，保留原册在密室。但上交的副样必须带基层确认章才能生效。”
“这就回到铜的计划了。”吴有德说，“被篡改的模板带着真章上交，并网系统就会使用被篡改的格式。”
李卫民点头。“所以上交的副样不能是被篡改的那份。于莉准备两份模板——一份干净模板走正式渠道上交，一份带追踪粉末的毒模板故意暴露给铜的人。看对方取走哪一份。”
“怎么暴露？”于莉问。
“不藏。放在铁柜里。铜已经来过一次了，他还会来。”
于莉去准备模板。李卫民把那份通知折好放进口袋。
下午，吴有德继续研究铜留下的字条。
他把字条翻过来，举到窗户前面，对着太阳光看。纸面在强光下透出一层极淡的图案。
“有水印。”吴有德把字条平放在桌上，拿了一盏强光手电从下方照射。
光透过纸面，水印清晰了。不是市局的水印——市局用纸水印是“公安”二字。不是街道的——街道用纸没有水印。这个水印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图案。
五瓣梅花，环绕一个“档”字。
吴有德拿放大镜描出水印轮廓，在纸上画了下来。他看着这个图案看了很久。
“档字。档案的档。”吴有德说，“国家档案总局用纸。”
“你确定？”李卫民走过来。
“市局无权接触档案总局的内部用纸。这种纸不流通，不外配，只在档案总局内部使用。能拿到这种纸的人，要么是档案总局的人，要么跟档案总局有直接关系。”
李卫民看着水印图案。五瓣梅花环绕一个“档”字。梅花。
“铜的身份比我们判断的高。”李卫民说，“不是市局内部的内鬼，不是区里的渗透者。来自最高档案机关。”
下午三点，李卫民带着水印发现去找老局长。
老局长家在东城。周副书记带他进去。书房里，老局长还是坐在藤椅上。桌上的茶杯换过了，换成了白开水。
“局长。”李卫民把字条放在桌上，“这个水印。”
老局长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眼神这几天越来越涣散，但看到水印的那一瞬间，目光聚焦了。
“国家档案总局。”老局长的声音比前几天清楚一些。
“对。铜字条上用的纸来自档案总局。”
老局长伸手摸了摸字条。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几秒，像在感受纸张的纹理。
“铜不是代号。”老局长的声音忽然清楚了，像是从一团雾里钻出来的。
“什么？”
“梅花是一个人的代号。铜也是。”老局长抓住李卫民的手腕，“这个人……在最高的地方。”
“哪个最高？”
老局长的眼神又开始飘了。他松开李卫民的手腕，嘴唇动了动。
“铜不是代号。是姓氏。”老局长的声音变得含糊，“二十年前，南锣鼓巷有一户姓佟的人家……”
“佟？”
“佟家的孩子……走了……二十年……”
老局长的手垂下去，眼神彻底涣散。他转过头看墙上的字画，不再说话。
李卫民站了几秒，转身出了书房。
院子里，周副书记在打电话。李卫民走过去。
“老局长说了一个姓。佟。”
周副书记挂了电话。“佟？”
“二十年前住在南锣鼓巷。后搬走了。”
“我让人查。”
“不用查。”李卫民说，“我回院里翻旧册。”
回到九十五号院，李卫民让于莉把院内最古老的登记记录找出来。于莉在铁柜底层翻出一本发黄的旧册子，封皮写着“一九五二年住户登记簿”。
李卫民逐页翻。翻到第十七页时停了。
“南锣鼓巷九十三号院，户主佟守正。职务：机关干部。家庭成员：妻，一子。子，时年十岁。”
“九十三号院。”于莉在旁边说，“就是我们隔壁。”
“一九五二年登记的。后来搬走了。”李卫民翻到下一页，“一九五四年注销。注销原因——工作调动，迁往外地。”
“孩子十岁。一九五二年十岁，现在三十二。”于莉在纸上算了一下。
李卫民在白纸上写了一个“佟”字，旁边写了一个“铜”字。两个字并排。
于莉看到后，手里的笔停了。
“铜不是从外面打进来的钉子。”李卫民说，“是从这条巷子里长出去的根。二十年前他离开时是个十岁的孩子。二十年后他回来时，是能接触全国户籍系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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