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野史里也说，张说有个 “小毛病”—— 护短。他任宰相时，门生刘太真因贪赃被弹劾，大理寺要判重刑。张说虽知刘太真有错，却不忍他受苦，便在玄宗面前说：“刘太真虽贪，却曾为陛下抄写《道德经》百卷，且他母亲年迈，若判重刑，恐无人养老。” 玄宗听后，便改判刘太真流放，免了死罪。事后有人说张说 “徇私”，张说却道：“我护的不是他的贪，是他的孝。若他连母亲都不顾，才该重判；如今他尚有孝心，便给个改过的机会。” 这话虽不合 “法理”，却透着几分人情味儿，也让后人看到他 “不迂腐” 的一面。
张说第三次拜相时，已年近六十，却因与宇文融争权，被罢为尚书左丞相。野史里记他罢相后的生活，比正史生动得多：他在洛阳的宅院里种了满院竹子，每天清晨都要亲自扫地、浇竹，再邀几个老友来喝茶、写诗。有次玄宗派使者来看他，见他穿着粗布衣裳，在院子里劈柴，不禁笑道：“燕国公怎么成了樵夫？” 张说却道：“臣如今无官一身轻，劈柴煮茶，比当宰相快活多了。” 使者回京后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叹道：“张说这是真懂进退了。”
开元十八年（公元 730 年），长安城的暮春飘着细雨，张说卧于雕花檀木榻上，病容憔悴却目光清明。他强撑着病体，命家人将多年来写的诗文尽数堆在书房，看着那如山的卷轴，咳嗽着颤巍巍指向《朔方凯歌》和《洞庭湖赋》，浑浊的眼里泛起微光：那些应制诗文，多是奉承之语，留着没用；这两首，一首记民苦，一首记兵和，才是我真正想留的。 儿子们欲言又止，却见父亲已没了气息，手中仍紧紧攥着泛黄的诗稿。
洛阳城外，当年张说亲手栽种的竹林沙沙作响。百姓感念他曾乔装微服，替渔民出头得罪权贵；记得他在公堂之上，为护忠良不惜违背常理决断。他褪去官袍劈柴煮茶的身影，比朝堂上的威严更深入人心。后来，百姓在竹林深处建起 ，堂前石碑刻着 有节有心 四字。每逢清明，竹堂内外便摆满青翠的竹子，那是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纪念这位既有宰相风骨，又存赤子之心的张相公。
正史里的张说，是与许国公苏颋并称 燕许大手笔 的文坛巨匠，是历仕武周、中宗、玄宗三朝的肱骨之臣。他主持编纂《唐六典》，改革府兵制，为开元盛世奠定坚实根基，功绩与文名被端端正正地镌刻在史册之中。而野史里的张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模样：他会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也会在民间巷陌倾听疾苦；会为护短违背法理，也会为大义焚尽虚言。这些看似 不完美 的细节，反而让他从冰冷的 符号中鲜活起来，成为懂进退、知冷暖、有温度的大唐臣子。
正如他笔下 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 的雄浑诗句，张说的一生，既有北斗高悬的锋芒，于乱世中匡扶社稷；也有南山静立的沉稳，在浮沉里坚守本心。藏锋露拙间，他终是活成了开元年间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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