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高适，官至刑部侍郎，封左散骑常侍，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野史里说，他在长安的宅院里没有假山花园，只有一块种着蔬菜的田地，每天退朝后，他都会去田里干活。有次户部侍郎来拜访，看到他穿着粗布衣裳在浇菜，惊讶地说：“高大人，您如今是朝廷重臣，怎么还自己种菜？”高适笑道：“我早年在梁宋种地，习惯了。再说，自己种的菜吃着香。”他还把自己的俸禄大部分都捐给了家乡的学堂，让穷人家的孩子能读书——商丘的百姓为了感谢他，在学堂旁建了座“高公祠”，每逢他的生日，都会去祭拜。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高适在长安病逝，享年六十二岁。正史里说他“赠礼部尚书，谥曰忠”，野史里却藏着个感人的结尾：他临终前，让家人把自己在边塞时用的那支笔、那本《燕歌行》的手稿，还有“踏雪”马的马鞍都放在身边。他握着儿子的手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大本事，只是写了些诗，打了些仗，对得起大唐，对得起百姓。你以后若为官，要记住‘为民’二字；若为文，要记住‘有骨’二字。”说完，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正史里的高适，是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是“高常侍集”里的壮怀激烈，是安史之乱中的忠勇之臣；而野史里的高适，却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侠者”——他会帮老农割麦，会救商队于危难，会把棉衣给士兵，会把俸禄捐给学堂。他的诗里有边塞的风沙，有士兵的疾苦，有百姓的期盼，更有他自己的赤子之心。
如今，在河南商丘的梁园遗址旁，仍有一块刻着“高适耕钓处”的石碑；在甘肃河西的边塞古道上，偶尔还能听到当地百姓传唱他写的诗；在他的故乡河北景县，还有人记得他“大器晚成”的故事。人们记得的，或许不是他官至侍郎的风光，而是他诗里的骨气，是他骨子里的侠气，是他一辈子都没忘的“为民”二字——这才是高适，一个藏在野史里，却比正史更鲜活的诗人、战士、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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