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芳瘫在炕上，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的老狗。中风的后遗症让她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嘴角歪斜，涎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浸湿了油腻的枕巾。那双曾经刻薄锐利的眼睛，如今浑浊不堪，时而呆滞茫然，时而迸射出怨毒不甘的光。她喉咙里只能发出“嗬…嗬…”的含混声音，像破败的风箱在苟延残喘。
李薇成了这个家的实际掌舵人。那把黄铜钥匙沉甸甸地揣在怀里，是权力，更是千斤重担。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给昏睡的妞妞掖好被角，然后生火做饭。熬得浓稠的米粥，她会先盛出一碗温着，那是给妞妞的。剩下的，掺上红薯或野菜，便是她和张强，以及炕上那个只能靠喂食流质的婆婆的口粮。
给张桂芳喂饭是最艰难的。李薇端着碗，拿着小勺，面无表情地靠近。张桂芳浑浊的眼睛死死瞪着她，喉咙里发出愤怒的“嗬嗬”声，用还能动弹的那只手拼命挥舞、推拒，勺子里的糊糊常常被打翻，溅得李薇满手满身都是污渍。李薇不躲不闪，也不说话，只是等婆婆那阵徒劳的挣扎耗尽了力气，才重新舀起一勺，稳稳地、不容抗拒地送到她嘴边，有时甚至需要捏开她的下巴。每一次喂食，都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张桂芳的眼神里，是刻骨的恨意和屈辱；李薇的眼中，只有冰冷的、不容置疑的掌控。她不会让她死，但也不会给她任何作威作福的机会。
张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像一头被抽干了力气的耕牛。他不敢看李薇的眼睛，更不敢对上母亲那怨毒的目光。家里的活计他闷头干着，劈柴、挑水、下地，但眼神总是飘忽着，带着一种深深的痛苦和逃避。李薇夺回的柜子钥匙和那点微薄的家当，他默认了。当李薇拿出张强那封写着“寄回十五块”的信，平静地告诉他被克扣的事实，张强也只是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墙角，肩膀剧烈地耸动，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压抑的呜咽。他没有质问母亲（也问不出），也没有向李薇道歉，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仿佛这样就能躲开所有不堪的现实。
李薇没有时间沉浸在这些压抑里。妞妞的病需要持续用药，营养也要跟上。她手里那点钱是远远不够的。白天干完繁重的家务和田里的活（张强下地，她也要帮忙），晚上妞妞睡下后，她就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拿出从镇上布摊老板娘那里新买来的几尺素色细棉布（这是她用卖旧布衣服的钱加上一点积蓄咬牙买的，比嫁妆布好很多），开始飞针走线。
这一次，她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罩衣。她回想着在镇上看到的城里小孩穿的样式，在脑海里反复琢磨。她拆解了一件妞妞穿旧的小褂子，仔细研究结构。她尝试着在领口缝上小小的荷叶边，在袖口锁上细致的针脚，甚至用碎布头拼接出简单的图案。她的手艺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飞速进步，针脚细密均匀，裁剪也越发利落有型。
几天后，三件精致可爱、带着点城里洋气的小童装做好了。一件鹅黄底带白色小圆领的娃娃衫，一件水蓝色带小口袋的背带裤，还有一件用碎花布拼出小鸭子图案的小罩裙。李薇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叠好，用干净的包袱皮包好。
这一次，她没有去镇上。她抱着包裹，踏上了通往邻村王家屯的土路。她记得王家屯有个在县城供销社上班的媳妇，回娘家时穿着打扮都很体面。她打听着找到了那户人家。
开门的正是那个媳妇，姓周，叫周秀兰，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整洁的列宁装，气质与村里妇人不同。看到李薇和她怀里的包袱，周秀兰有些诧异。
“大姐，打扰了，” 李薇的声音依旧有些拘谨，但眼神很亮，“我叫李薇，李家坳的。我……我做了几件小孩衣裳，听说您见识广，想请您……给掌掌眼，看能不能……换点钱？” 她鼓起勇气，把包袱递过去。
周秀兰疑惑地接过来，打开包袱皮。当看到那三件样式新颖、针脚细密的小衣服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拿起那件鹅黄的娃娃衫，翻看领口的荷叶边和细密的锁边，又摸了摸布料，啧啧称赞：“哎哟！这手艺！这针脚！这样式……妹子，这真是你自己做的？”
“嗯。” 李薇用力点头，手心微微出汗。
周秀兰仔细看了又看，眼神里满是喜欢：“这可比我们供销社卖的那些呆板的童装好看多了！料子也实在。妹子，你这手艺埋没在村里可惜了！这样，” 她放下衣服，看着李薇，“这三件，我给你个实在价。娃娃衫一块八，背带裤两块二，小罩裙一块五，总共五块五毛钱！你看行不？”
五块五！李薇的心狂跳起来！这比她预想的还要好！她强压住激动，连忙点头：“行！行！谢谢周大姐！”
周秀兰爽快地付了钱，又拉着李薇的手说：“妹子，你这手艺真不赖！以后要是还有，就给我送来！样式再活泛点，布料用好点的细棉布或者灯芯绒，价钱还能更好！我认识县城里几个有孩子的同事，她们肯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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